近两年来，武大的舆论处境很敏感，这次也不例外。OPPO文案的争议发酵后，有人翻出文案负责人余某的校友身份，武大及其文学院随即成了部分声音抨击的对象。
5月10日，OPPO母亲节文案引发的争议还未平息，武汉大学下场发声，反倒卷起了更大的漩涡。
在声明中，武大文学院承认争议文案来自毕业生余某的团队，“严重牴牾敝院一以贯之的立德树人育人理念，极不认同此文案之内容”，并希望余校友以自诚勇气，善对社会批评，与企业一道肩负起社会责任。武汉大学官微转发并重申了这一立场。
此前，OPPO的母亲节文案“意在打破刻板印象”，但“两个‘老公’、见‘另一个’恨不得穿婚纱”等描述引发了批评。中国广告协会就此发声，倡议行业抵制低俗玩梗。
和广告协会相比，武大的回应不少人感到费解。广告文案失范，行业协会自然有责任进行价值表态、面向行业正本清源。但一位毕业多年校友的职场行为，高校有没有必要站出来表态，甚至树起“教化”的姿态？
面对任何有可能的风吹草动，武大不免严阵以待，但这次的防御，是否有些过激了？
“免责”声明
声明引发争议的地方，首先是职场常识问题。
一开始，舆论不是冲着武大来的。但在舆情发展的后期，有人开始追溯文案负责人履历，称其毕业于武汉大学，将争议文案的负责人与其母校挂钩。
但从声量来看，这远不如武大自己的声明那么“出圈”，以至于很多人是看了声明才知道该文案负责人的武大毕业生身份。
对OPPO这类大型手机厂商，重大节点的文案策划显然不是一个团队负责人能够拍板的，从创意诞生到落地，是无数人参与和决策的结果。一个团队的职务性产出，责任怎么就聚焦到了个人身上？
同时，声明还以母院的身份，讲述余某在校期间“思想端正，以护助公交车上的耄耋老人获师生赞誉”。这其中隐含着微妙的潜台词，一是余某的职场表现和在校表现有反差，二是将重点有意无意落在余某的道德品质上。
武汉大学声明
将广告文案的产出问题，与人的道德和价值观挂起钩来，这是把职业判断道德化。假如这种逻辑成立，恐怕所有在工作里受甲方压力的“打工人”要受重伤了。
即使从一种关心学生的立场出发，武大文学院的考虑也欠妥。一个学院和学校，对于学生的价值观培育是“播种”，而非“长臂管辖”。文学院有理由对毕业生所做工作的价值导向更为敏感，但这种出于好意的提醒，需要出一纸公告吗？这根本并非学院的责任声明范围。
试想，建筑学院能够对学生的工程质量负责吗？假如学生走上工作岗位若干年后出事故，学校需要向社会抢着承认是自己的错吗？既然学校无法为毕业生的职业行为背书，自然也无权公开问责。
无怪有人调侃，假如校友在职场上犯了错，学校要“切割”，那校友取得的成绩和荣誉，也应与母校无关。
更加重要的是，武大作为一所百年名校的表态，是自带权重的。母校作为重要机构，对个体毕业生“公对私”的价值否定，在舆论权上本就不对等。
OPPO官方道歉
即便仅从人情的角度来说，武大称对余某团队的文案“极感诧异和震惊”，姿态也不够得体。这种过分强烈的“割席”姿态，来自曾经培育自己的母校，对余某和潜在的武大校友来说，滋味应该十分复杂。
其实，仔细看来，武大在这次事件的处置上，并没有理清职务问题的责任归属、母校对毕业生的权责边界，也没有以毕业生个人的处境为先。这份声明更多的作用，或许在于“切割”和“免责”。
大学的风骨
结合舆论环境来看，武大的反应，有其苦衷。从此前的图书馆事件，到座椅标签事件，武大近两年来身处负面舆情的连续压力中，应对疲乏。互联网上，也的确出现了不少污名化武大及其群体的不理智声音。人们对于武汉大学这样人文底蕴深厚的高等学府，是寄予着期待的。大学的核心精神，在于自由、独立、包容，本应该有能力提供一片公正对待学生的自留地。
此次武大与毕业生“割席”，是一所高校机构，面对一个动辄使用“连坐”攻击的舆论系统，所作出的防御反应。当一个公共事件爆发，当事人的母校就成了舆论的靶子，其有争议的行为跟学校的“教育”无端勾连起来，高校在舆情面前进退失据，不表态可能被骂，表态也可能被骂。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构成武大和毕业生“割席”的理由。武大的反应，恰恰是在配合这种不公平的追责逻辑，而非对其纠偏。
武汉大学/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这也是为什么，一旦高校在宣传问题上“翻车”，总是格外让人感到“背刺”。假如原本独立的大学风骨，向蛮荒的舆论生态屈膝，或是向政绩导向的良好学校形象屈膝，人们对高校的尊重，也会随之磨灭。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或许在当代，大学之大还在于，在越发嘈杂的舆论场前保持明辨是非的定力。
这次舆论“翻车”，是因为武大想捍卫的是“形象”。距离“风骨”，反倒越来越远了。
作者 |速棠
编辑 |向现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