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都说男人有钱就变坏，可没人告诉你，有钱之后那种提心吊胆的滋味，比穷的时候还难熬。
网上总有人说，去东欧做生意是"降维打击"，那边美女如云、成本低廉，随便一个中国男人过去都能混得风生水起。我以前也信这套，觉得只要有胆子、够勤快，命运一定会给你开绿灯。
但今天我想说的，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
基辅时间凌晨两点，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楼上，大老婆娜塔莎摔门的声音还在耳朵里嗡嗡响。楼下，二老婆奥莉娅发来的语音消息，一条接一条，语气一条比一条冰冷。
"你今晚不过来，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拇指悬在上面，半天没按下去。
三家工厂，两个老婆，四个孩子，六十多号员工——这些数字，在外人眼里是本事，是男人该有的排面。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些数字的每一位，都是一把悬在头顶的刀。
今天白天，娜塔莎突然跑到我的服装加工厂来闹。她站在车间门口，一米七五的个子，金色头发扎成马尾，蓝眼睛里全是怒火。
"你又给那个女人买了一辆新车？"她的中文说得磕磕巴巴，但每个字都像刀子。
车间里缝纫机还在"嗒嗒"响，几十个乌克兰女工全停了手，齐刷刷看着我。
我脸上火辣辣地烧。
"回家说。"我压低声音。
"回哪个家？你现在有几个家？"她的声音反而更大了。
我扯着她的手臂往门外走，她甩开我，指甲在我手腕上划出一道血印。我疼得倒吸一口气，但没吭声。
那一刻，车间主管马克西姆看我的眼神，让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是一种混杂着同情和鄙夷的眼神，意思很明确："中国人就是管不好自己的女人。"
回到家，娜塔莎把自己反锁在卧室，我在门外站了二十分钟，她只丢出来一句话：
"你选吧，要么让她滚，要么我带孩子回敖德萨。"
我没说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因为就在三个小时前，奥莉娅也跟我说了一句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她摊牌？你答应过我的。"
两个女人，同一句话，同一个晚上。
我突然觉得，这座城市的夜色像一张网，把我越收越紧。
手机又震了一下，这次不是奥莉娅——是工厂会计发来的财务报表。
利润下滑了12%，原材料又涨价了。
我把咖啡一口灌下去，凉到骨头缝里。
"你当初到底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
这个问题，我问了自己一万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娜塔莎是我到乌克兰第三年娶的，那时候我的第一家工厂刚起步，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是工厂里的翻译，基辅大学中文系毕业，说话直来直去，干活利利索索。
我那会儿穷，她不嫌弃。工厂最难的时候，账上只剩三万格里夫纳（大概五六千人民币），她二话不说把自己攒的钱拿出来，跟我说："先扛过去，死不了。"
就冲这句话，我觉得这辈子非她不可。
婚后头两年，日子确实好。她给我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小雪——因为出生那天基辅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我抱着那个软乎乎的小东西，鼻子酸得不行，觉得这辈子值了。
工厂也慢慢有了起色，从最初的一条生产线，扩到了三条。我又盘下了隔壁一个倒闭的食品加工厂，改造成仓库。到了第五年，年收入折合人民币过了两百万。
那时候娜塔莎经常靠在我肩膀上，说："没想到嫁给一个中国男人，日子能过成这样。"
她身上有种乌克兰女人特有的味道，混着洗衣液和烤面包的香气。夜里她会用那双长腿缠着我，嘴唇贴在我耳边说些俄语的情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但浑身发麻。
那时候我以为，这就是人生的巅峰了。
可转折来得猝不及防。
奥莉娅出现在我生活里，是因为一场商业酒会。
她比娜塔莎小八岁，哈尔科夫人，在基辅做外贸。第一次见面，她穿了一条墨绿色的连衣裙，锁骨上挂着一条细细的金项链，笑起来的时候嘴角有一颗小痣。
说实话，我当时没有任何非分之想。
可她主动加了我的Telegram，说她有个客户想采购一批服装，问我能不能合作。来来回回聊了几次，从生意聊到生活，从生活聊到……那些不该聊的地方。
有天晚上，她发来一张照片——她刚健完身，穿着运动背心，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脖子上，锁骨上全是汗珠。配了一句话："今天练太狠了，浑身酸。"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心跳得比工厂的机器还快。
"你不该看的。"我在心里跟自己说。
但手指已经打出了回复："要不要我帮你叫个按摩师？"
她回了一个笑脸。
就是那个笑脸，把我拖进了另一个世界。
第一次出轨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娜塔莎带女儿回了她父母家。我约奥莉娅在左岸的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吃完她说想看看我新买的公寓。
门一关上，她就靠在玄关的墙上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我在娜塔莎身上从没见过的东西——那是猎人的眼神。
"你在害怕？"她轻声问，嘴角带着似有似无的笑。
我确实在害怕。但那种害怕，混着一股说不清的亢奋，像触电一样，从头皮一直麻到脚底。
她伸手拽住我的领带，把我拉近。
那天晚上的细节，我不想多说了。只记得窗外基辅的灯火通明，第聂伯河的水面上映着月光，而我觉得自己像一条上了岸的鱼——痛快，但也喘不上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