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9日,福布斯中国经济论坛在郑州西亚斯学院开幕,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郑强接受河南媒体采访时,留下了几句颇有传播度的话。

其中引发争议的是:“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我不承认,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难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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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补了一段忠告:“少点抱怨,少点索取。劝劝孩子们,大学刚毕业不要太挑剔,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

我想问问,你的学问和成就,真能自动转化为对一个时代的体察么?

一个人如果太久没有真正贴近过年轻人的处境,他说出来的话,无论多么诚恳,都会变成隔靴搔痒,甚至变成一种伤害。

好像现阶段一些学者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良知、风骨、判断与对年轻人的体恤一起彻底退场,多数登台者也在劫难逃地变身为论坛圆桌后的体面优孟词臣。

我身边也有认识的某些所谓“成功人士”,年轻时也曾困顿,后来时来运转,入仕发财,再回头看那些没起来的故交,常常带着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味道,包括长辈,这种味道最让人难受,因为它把同代人的不同命运,简化成了个人努力的差别,把时代给予的偶然,包装成了能力造就的必然。

郑教授,且问问你,找不到工作是不是在你眼里,真就只是等于找不到享受的工作?

有多少就业去向落实率,常年在一种欲说还休的口径里游走。

譬如一个二本毕业生投出三百份简历石沉大海,一个硕士回县城考编三年没上岸,一个985毕业生在送外卖,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工程师被裁员后再也找不到对口岗位。

他们是在挑剔“享受的工作”吗?他们都是为了生计稻粱啊。

胖胖是亲历者,在双减之前,胖胖也曾担任过一段时间的招聘者,我得从一两百份里挑出寥寥几个人面试,再从面试里挑一两个发offer。

当然,这是公司的要求。

然后双减一刀下来,胖胖也成了失业的一份子。

从挑别人简历的人,变成被人挑简历的人,我在一座城市里要投递多少份简历,才能换来一个面试通知?除去每日面试来回的地铁公交费、加之那顿不得不吃的便餐,还有每月雷打不动的房租,钱包是怎么一天比一天瘪下去的?跨行业去面试,HR一句“你之前没有相关经验”就能把人打发掉,那种通过率极低的滋味——郑教授您体会过吗?

您管这叫挑剔“享受的工作”?

是不是俯视太久,真把众生看成蝼蚁了?

是不是您口袋里的工资、住房、医保、子女入学全都不用操心,所以才能那么轻巧地说出“少点索取”四个字?

你说“富有是劳动来的,是创造来的”——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没富有的反面,仅仅只是归纳为没劳动、没创造?

我要用那份无耻的比烂规劝问问你,你要不要去看看郑州富士康流水线上那些十八九岁的脸?要不要去看看一个外卖小哥一天跑十四个小时,扣掉房租、餐费、电瓶损耗、保险,能剩下多少?

他们没劳动吗?他们没创造吗?

年轻人的抱怨,绝大多数不是不愿意劳动,而是劳动的回报正在脱离他们能预期的轨道。

一个二本毕业的大学生,月薪四千,在一线城市,租个单间要花一千五,这才是现实!

他们的问题不是索取太多,他们的问题是:

谁以前建构承诺给他们的那个兑换关系,正在一点一点失效。

读书改变命运、努力就有回报、劳动创造财富——这些话他们的父辈是真心信过、也真的有部分兑现过的。

但到他们这一代,同样的话开始变得越来越像一种讽刺!

然后还有人坚持把责任算到他们头上:你不是兑换不到,是你索取太多!

你把一把自我修养的尺子,拿去量了别人,而被量的那一群人,恰好是这个时代受挤压最厉害的那一群!

一旦“少点抱怨”开始成为一种被反复宣讲的美德时,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正常的社会,鼓励抱怨。

抱怨是反馈机制的一部分,是社会自我矫正的开端。

一个外卖员抱怨平台抽成太高,倒逼平台调整算法,一个程序员抱怨996,推动劳动监察介入,一个毕业生抱怨就业难,是要让制定者重新审视产业结构。

不正常的社会才害怕抱怨,它把抱怨定义为“负能量”,把发声者定义为“不感恩”,凭什么感恩,又感谁的恩?吃你家大米了?

年轻人今天的抱怨,本质上是一种活在真实中!

他们在用自己的体感,指出一个问题:有些叙事,和我每天遇到的现实,不是一回事,这种指出未必有用,但它至少是真实的。

郑强劝他们少点抱怨,等于劝他们重新回到那个活在谎言中的世界。这恐怕不是教育者该做的事吧?

你说——人走下坡路是舒服的,为什么要教育年轻人走爬坡的路?是为了达到高度!

难道年轻人现在的处境,是因为他们自己选择了下坡路?这个预设毫无逻辑。

是他们不想爬坡,是他们贪图舒服,是他们没追求高度,所以教育者的任务,就是把他们从下坡路上拽回来,逼着他们去爬坡。

是这个意思么?

我想现在的年轻人,缺的从来不是爬坡的意愿吧?

考公的人挤破头,是不想爬坡吗?考研的人三战四战,是不想爬坡吗?小镇做题家挑灯夜战十二年考上985,是不想爬坡吗?外卖员一天跑十四个小时,是不想爬坡吗?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加班到凌晨,是不想爬坡吗?

他们都在爬坡,他们爬得比郑强教授您当年还要拼命,问题在于,他们爬的那座坡,越来越陡,坡顶上的东西越来越少。

他们不是不爬,他们是爬不动了,或者爬到一半发现山顶上的位置早就被预留给了别人。

这时候有人站在山顶上对他们喊:“为什么不继续爬?爬坡才有高度啊!才能磨练意志!”

是真心的劝勉,还是无意识的残忍?

余世存在《非常道》里收录过晚清民国一些读书人的言行片段。

其中有一种人格让我印象很深,就是那种“自处严而待人宽”的旧式士大夫风骨。

他们对自己要求极严,绝食、绝交、绝禄,都做得出来,但对别人的困苦,反而格外宽容。

他们知道一个道理:

自己能做到的事,不能拿去强求别人。

因为每个人的处境、来路、负担都不一样,把自己的尺度强加给别人,是一种僭越。

这种“自处严而待人宽”的风骨,想想今天稀缺得很。

今天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反过来的版本——“自处宽而待人严”。

一个享受着全套优待的特聘教授,一边坐在论坛上接受采访,一边劝年轻人“少点索取”——这种倒置,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反讽之一。

郑强教授如果真想帮年轻人,可以做很多事,可他选择了俯视众生!

试问你,能不能和年轻人站在一起,承担那种重量,而不是站在高处指点他们应该如何承担?

他们要的,从来只是一份能让自己活下去、能让父母不至于太担心、能让自己在年终聚会上不至于无话可说的工作而已。

这叫“享受”吗,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