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访华，表面上看是一次国家元首之间的高规格外交行程；但真正值得观察的，往往还藏在随行名单里。
这份名单中，既有掌管万亿美元资产的华尔街巨头，也有影响全球航空、粮食、芯片、支付、社交网络和生命科学产业链的公司掌门人。他们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企业代表”，而是美国商业权力结构中最核心的一批人：有人从小镇青年成长为资本帝国缔造者，有人从工程师一路登上全球科技公司的最高位置，有人以金融手腕重塑华尔街，也有人执掌着横跨中美贸易、制造、数据和资本市场的关键节点。
特朗普访华带来的不只是外交新闻，更是一张美国商业权力的侧影。谁能随行，说明谁的行业足够重要；谁被安排在聚光灯下，也说明谁的公司与中美关系、全球供应链和未来商业秩序紧密相连。
本系列将聚焦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领袖，讲述他们如何崛起、如何掌权、如何塑造各自行业，也观察他们为何会出现在这趟备受关注的访华行程中。透过这些CEO的人物故事，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个人命运，更是资本、科技、制造、金融与地缘政治交织下的商业世界。
这个系列的第一篇，我们从贝莱德集团 CEO 拉里·芬克（Larry Fink）说起。
2026年1月，瑞士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的圆桌上，坐着两个全球最炙手可热的男人。黄仁勋刚刚讲完英伟达的AI帝国，拉里·芬克接过话头，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英伟达自上市以来年化收益率是37%，我们贝莱德是21%。”
台下一片笑声。
但没有人觉得这只是一句玩笑。芬克说这话时底气十足——他掌管的贝莱德，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4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个数字，超过了中国一年的GDP。
几个月后的2026年5月，芬克随特朗普踏上访华之旅，是这支16人CEO团里最受瞩目的金融面孔。他之所以坐在这里，既因为贝莱德在中国的深度布局，也因为他已经是特朗普最信任的华尔街顾问之一。这段关系，有一个出人意料的起点。
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切，都是从一次巨亏开始的。
一、父亲的鞋店，和一个不算聪明的孩子
1952年，拉里·芬克出生在洛杉矶北部的圣费尔南多谷，一个普通的犹太裔家庭。
父亲开了一家鞋店，母亲在当地大学教英文。家里不穷，也谈不上富裕。芬克从小就在父亲的店里帮忙，学会了和形形色色的顾客打交道，但在父母眼里，他并不是那个“更聪明的孩子”，那个头衔属于他哥哥斯蒂夫。
芬克考上了UCLA，读政治学。他真正想做的是房地产金融，当时加州的楼市如日中天，这是他看得见的财富之路。
改变他命运的，是一个教授无意间的一句话。
那位教授在课后随口说，你这个学生不错，要不要去华尔街试试？然后给他写了封推荐信，推荐他去面试第一波士顿（FirstBoston）。
就这样，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阴差阳错地走进了华尔街。
二、最年轻的合伙人，和那场决定命运的失败
芬克入行的时机，好得近乎荒诞。
1970年代末，美国利率高企，通货膨胀肆虐，整个债券市场乱成一锅粥。但芬克嗅到了机会：他盯上了一个当时几乎没人看得懂的新玩意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
简单说，就是把老百姓的房贷打包成金融产品拿去卖。芬克用几年时间，硬是把它做成了第一波士顿的拳头业务，他的部门每年为公司带来数亿美元的收益。28岁那年，他成为第一波士顿历史上最年轻的合伙人。
没有人怀疑，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包括他自己。
然后，1986年的夏天来了。
芬克判断利率将保持稳定，大量建仓。美联储随后连续两次降息，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铺垫。芬克的仓位措手不及，单季亏损1亿美元。
消息传遍第一波士顿的每一层楼。
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日子最难熬的，是公司里的人对他态度的变化。“即使在电梯里，也没有人想见到我。”以前蜂拥而至的同事，突然间都消失了。公司开始对他进行“全盘否定”，好像他之前为公司创造的所有利润，从来就不存在一样。
芬克说：“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第一波士顿，但我不会原谅他们突然间对我的全盘否定，并忘记了我曾为他们带来了多少收益。”
两年后，他离开了。
但这次失败，在他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他意识到，任何投资系统，如果没有对风险的极致敬畏，都只是在赌博。
三、500万美元，一间转租来的办公室
1988年，离开第一波士顿的芬克，背着那次巨亏的标签，走投无路。
这时候，一个人向他伸出了手。史蒂芬·施瓦茨曼（苏世民），黑石集团的创始人，给了芬克一个提议：黑石出资500万美元作为信贷额度，换取新公司50%的股权。办公室，是从贝尔斯登那里转租来的一间交易室。就这些，没了。
芬克后来说：“当时我没有信心建立自己的投资公司，他们比我自己还相信我。”
新公司起名叫Blackstone Financial Management，一半是因为黑石（Blackstone），一半是因为芬克（Fink，德语里是“芬克鸟”的意思）。这家公司后来改名为贝莱德（BlackRock）。
起点，就是这么寒酸。
但芬克有一样东西，是同行没有的：那1亿美元亏损换来的教训。
他在新公司里，第一件事就是造系统。一套专门用来实时监控、计算和管理风险的计算机系统，他给它起了个名字：阿拉丁（Aladdin）。
资产、负债、债务和衍生品投资网络——这套系统能做到的，是让每一笔投资的风险，都无处遁形。
在此后的几年里，贝莱德用这套系统帮客户管理钱，管理资产规模从最初的12亿美元，六年翻了44倍，到1994年达到530亿美元。
四、开车路上的灵感，和那场“一石三鸟”的并购
苏世民后来怎么样了？
1994年，因为股权和控制权的矛盾，黑石出售了持有的贝莱德股份。苏世民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把这件事称为“英勇的错误（heroicmistake）”。他们用那点股权换来的钱，是微不足道的。而芬克，则带着贝莱德走向了另一个量级。
1999年，贝莱德上市。
2006年的一天，芬克开车从纽约前往新泽西，路上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要合并美林证券的投资管理业务？
这个念头让他兴奋起来。他在车里盘算了一路——合并美林可以“一石三鸟”：削减最大股东PNC的控制权，让美林少拿股份，同时让自己牢牢掌控新公司。
他没有拖。五周内，并购谈判的框架就确定了。一家管理近万亿美元资产的新贝莱德，诞生了。
2008年金融危机，雷曼兄弟轰然倒塌，整个华尔街惶惶不可终日。美国政府找来的救火顾问，是贝莱德。芬克的阿拉丁系统，成了政府评估危机资产的工具。贝莱德的声望，在这场危机里不降反升。
2009年，贝莱德收购了巴克莱全球投资者（BGI），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
五、连对手都在用他的系统
今天，阿拉丁系统管理的资产，已经超过了21万亿美元。
注意，这个数字，是它帮别人管理风险的资产规模。全球的养老金、保险公司，甚至贝莱德的竞争对手，都在用贝莱德的阿拉丁系统来管理风险。
就好比你在参加一场马拉松，但跑道是你修的，计时器是你造的，连裁判用的规则手册，也是你写的。
有人把阿拉丁称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操作系统”。芬克对此不置可否，但他说过一句话，可以理解为他的答案：“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决不偏离这套准则。”
那套准则，从1986年那次1亿美元的亏损里生长出来，至今没变。
六、他是怎么赢得特朗普的信任的
在这支访华CEO团里，芬克是最特殊的一个。
他自称“保守派民主党人”，和特朗普的关系，外界一度觉得是两个世界的人。但这段关系，早在特朗普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就已经建立了。
那时候，特朗普是贝莱德的私人客户。他亲口说过：“拉里为我做得很好，他管理了我的很多资金，给我带来了很好的回报。”
真正让这段关系升华的，是2025年3月的一个电话。
特朗普就职后扬言要“夺回巴拿马运河”，白宫和巴拿马之间剑拔弩张。芬克主动联系白宫，告诉他们：如果让贝莱德来安排交易，就不需要美国动用武力。随后，芬克亲自向特朗普、财长贝森特、国务卿鲁比奥做简报，促成了一笔228亿美元的港口收购交易。
特朗普公开表态：“相比于一家中国公司，我宁愿与贝莱德打交道，贝莱德很好。”
《华尔街日报》专门发文，标题是《贝莱德的拉里·芬克是如何赢得特朗普信任的》。
这就是芬克为什么能坐在这支访华团里的原因。他不只是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的掌门人，他还是特朗普在金融世界里最信任的那个人。
七、他在中国押注了什么
芬克对中国的判断，从来没有随着政治风向摇摆过。
这让他付出了代价。2021年，贝莱德内部智库建议全球投资者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投资界教父乔治·索罗斯公开炮轰，称此举“危险”且“悲剧性地判断错误”。芬克没有退让，予以反击。
他的逻辑很简单：钱不讲意识形态。
贝莱德早在2020年就拿到了中国首张外资全资控股的公募基金牌照。2021年第一只公募基金上市，募集了66.8亿元人民币，超过11万名投资者认购，提前结束募集。今天，贝莱德在中国的持仓版图里，有比亚迪、中国石化、人保财险，横跨新能源、能源、金融多个领域。
2026年1月，达沃斯，芬克说出了那句话：“如果西方经济体无法开展协作，最终胜出的将会是中国。”
这是一位管着14万亿美元的人，对全球资金流向做出的判断。
在达沃斯那场对话里，芬克说了一段话：
“投资标普500指数的每1美元，20年可以增长8倍多。但如果你错过了这20年里仅仅10个最佳交易日，总回报将不到原来的一半。”
这是他对市场的理解，也是他的人生哲学。
1986年那次巨亏，是他职业生涯里最惨烈的一课。
但也正是因为那一课，他建立了阿拉丁，建立了贝莱德，建立了一个14万亿美元的帝国。
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靠着一次失败，成了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金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