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民国大师，网络上争议比较大，褒贬不一，那么民国大师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对此，不妨先看看胡适对晏阳初和陶行知的工作如何评价。
1930年，胡适参观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办的学校，该校要学木工、泥瓦、种菜等，“底层”的社会实践氛围比较浓，胡适感慨“气象蓬勃”，但最后却说“此种实验，精神可佩，然难推及全国。”
1931年，胡适写信晏阳初（海龟大学者，主张平民教育，在河北定县十年培训数千名乡村教师，编出“平民千字课”、“农民卫生常识”等书籍，一毛一本），称赞晏“苦行可敬”，但“然教育根基，仍在都市高等学府。”
问题在于：无论陶行知，还是晏阳初，他们的工作都利国利民，无疑都是正确的，都是要大力推广的举措，那么为何胡适虽然称赞陶和晏的工作，却又否定这一条路线呢？其实，这不仅是胡适的问题，也是那个时代的问题，所以新中国后要改造知识分子。
民国大师如何对待平民？
民国大师是当时社会绝对的精英，他们对待平民的态度，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方向。那么，民国大师如何看待平民呢？关于这一话题，不妨看看几个案例。
首先，1934年《大公报》短评，一针见血的指出：“教授群起赴宴，一席所费，农人全年所入。”
原因何在？因为民国教授薪水奇高、待遇奇好。比如胡适，入职首月工资 260 元银元，次月为280 元银元，1931年为600银元（兼职还有一份收入）。如果职务在身，那么还有津贴、车马费、住房补贴，乃至还有“交际费”。1931年，清华年度预算里，“校长特别交际费”为1.2万元！
相比之下，1930年北平社会调查所调查两千多家工薪家庭月薪，结果是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6元银元。同时，上海普通男工月薪为17.52元。即，教授月薪十多倍于上海北京普工收入，大概数十倍于农民收入。
其次，1932年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丁文江提议开放课题申报，就是让社会各类人都能申报，但傅斯年反驳称：“学问之事，非可付诸市井竞标。”
问题在于：谁是“市井”呢？其实，在民国大师眼里，“市井”犹如今天学者嘴里的“民科”。
胡适去山东青岛演讲，拒绝当地中学教师座谈会，因为“时间有限，须与学界同仁深谈”，即与当地留美同窗会面。参观苏州学校时，钱穆想与之交流学术，但胡适先是对钱穆问题“无以对”，后也以类似理由拒绝。
因此，所谓“市井”，在胡适傅斯年等的眼里，其实就是缺乏海归经历，或者学历不够高的人。比如钱穆，虽然学问很深，但他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所以，胡适与水平一般的“海归同仁”都可以深聊，却不和钱穆深聊，所以胡适学生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
第三，1946年华罗庚在西南联大开“矩阵论”课，以工厂齿轮传动举例，有学生问“能算出纺织机皮带转速吗？”
这个问题吸引了华罗庚，于是他连夜推算，最终数天后给出公式，让纺织厂效率提升15%。然而，华罗庚的这一举动，却被所谓的民国主流学术界，主流的民国大师们视为“自降身份”。
当时，获悉华罗庚这一行为的陈省身，说了一句话：“纯数学之美，岂在器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代表具体的东西，代表生产。
难怪需要改造知识分子
透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到一个残酷的事实，就是当时所谓精英，所谓民国大师，普遍高高在上，严重脱离群众，甚至瞧不起普通百姓，而像晏阳初、陶行知、华罗庚等这样的学者却很少。
问题在于：当时中国是不是已经奢侈到无需大师们出力，国家就已经足够强大了呢？
答案当然不是！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列强虎视眈眈就不说了，就说教育方面，比如1935年，全国文盲率高达80%以上（当时的文盲标准是不会写名字），乡村老师月薪3元，全国教育经费缺口高达40%，可见当时既缺钱、也缺老师。
如果当时民国大师们多效仿晏阳初陶行知华罗庚这样的学者，那么中国教育、工厂效率可能就会大不一样。可惜的是，当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不知或者漠视人间疾苦，一直高高在上。
除了高高在上、不知民间疾苦，民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恶习，就是圈层化，垄断话语权。
1950年，新中国之初，全国高校在校生11.7万人，其中工农子弟占比不到5%；当时，全国大概万余教授和副教授，92%出身地主、官僚、资本家家庭，其中60%有过留洋经历。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在1950年，放在1937年，那么工农子弟学生比例更低，地主官僚资本家庭出身的教授副教授比例更高。
因此，我们听到的民国有名气的学者，只要把身份一扒，往往就会发现家族有渊源、或者与某些名人有关，甚至很多学者与历史名人沾亲带故，反正鲜有没有“跟脚”的普通家庭出身。在此，不是否定他们学识，而是说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亲近繁殖”，形成圈层，垄断话语权。
总之，民国知识界的氛围很不健康，不能说对国家对民族对群众毫无作用，但总体来说贡献不大，甚至与他们获得的待遇、占有的资源严重不成比例。
搞清楚了民国知识界的情况，再看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如果继续让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生产，那么今天的中国估计与今天的印度差不多。
最后，新中国后的很多学者，都是在社会生产实践中取得成绩，就是走进群众、参与生产实践。
1950年，新中国要查清淮河泛滥成因，民国学者的办法是查资料，但新中国时黄秉维是步行丈量淮河以查找原因，实测、实访、实挖以剖析古河道等，最终发现明清“束水攻沙”政策导致下游河床抬高七米。
1951年，北京大学组织教授参加土改，带队的费孝通带在《我这一年》里写道：“第一次亲手扶犁，才知道犁头入土三寸需多大臂力。第一次听老农算租，才明白‘三七五减租’背后是几代人的血泪。”
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首先不是埋头苦算，不是躲在小楼研究理论，而是去工厂了解生产能力，了解生产中的误差情况，他记录道“导弹外壳材料，需知高炉温控实况。弹道计算，得懂工人目测误差范围。”
因此，以民国知识界那种氛围，大师再多，依然无用，反之新中国的即便所谓的大师再少，却有更多的实干学者，最终让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成为真正的大国。当然，值得警惕的是，现在也有不少学者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
参考资料：《观察者网——民国大师真没那么神，硬捧“国士”其实名不副实》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