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纳河畔那座国民议会大厅里,2026年4月13日的表决结果让不少记者揉了揉眼睛——170票赞成,0票反对,一份关于归还非法所获他国文物的法律草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了关。

次日参议院跟着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接力递交,到了5月7日,参议院正式以全票通过,马克龙随后签署颁布。

北京那边,外交部例会上只释放了两个字——“赞赏”。

极左到极右,没一只手按反对键,这种画风,在法国议会可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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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全场安静了几秒的,是议员热雷米·帕特里耶-莱图斯的发言。

他念了维克多·雨果1861年写给巴特勒上尉的那封信:“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战利品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念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这一天终于到来”,掌声才随即涌起。

166年前雨果在信中把英法联军称作“两个强盗”,如今信件里的预言被读回议会大厅,分量确实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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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掌声之外,谁都知道掌声不能当法律用。

听证会上同时公布的修正案内容让不少期待迅速降温——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坚持认为战场上缴获的军旗、武器属于“战利品”,应当排除归还之外,这一条通过了。

问题的症结埋在适用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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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法律适用于1815年11月20日至1972年4月23日之间被法国非法侵占的外国文物。

1815年对应拿破仑覆灭后的第二次《巴黎条约》,拿破仑时代征战的战利品全部被挡在门外——卢浮宫里那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镇馆之宝安然无恙。

1972年对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生效的时间点,之后的非法获取交由民事法庭另诉。

新法的核心突破在于,将返还程序从“一事一议”的国会逐案立法简化为行政令批准,归还可以绕开政党扯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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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绕开了议会,绕不开委员会——所有申请必须经过法国与追索国共同组建的双边科学委员会审查,还要征求国家文化财产归还委员会的意见。

委员会里法方专家占大头,话语权还是握在巴黎手里。

要理解这道程序锁住了多少流失文物,不用看远的,看隔壁非洲就够了。

2017年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公开承诺五年内推动非洲文化遗产归还,到2021年法国向贝宁归还26件皇家文物——从启动协商到最终完成,整整花了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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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底又向埃塞俄比亚归还了740件;刚刚过去的3月,科特迪瓦期盼已久的圣鼓“吉吉·阿约克韦”终于踏上了归途。

新法的确在简化流程,把归还周期从“三年起跳”压到“行政令一签就好”,但法国媒体也直接点破——把法案拖到这时候落地,是在和外交行程同步:马克龙启程访问埃及、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前把这份“大礼”送出去,图的无非是非洲萨赫勒地区连串政变之后,用文化姿态修补那张摇摇欲坠的关系网。

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挨个变了天,法军被请了出去,法语区正在松动——文物归还在这个当口,既是姿态,也是一根聊胜于无的缆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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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视角拉回东方,话题更沉重。

1860年英法联军那把火是整部近代史的疼痛起点,1900年八国联军又是一轮劫掠,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敦煌藏经洞挑了三个星期,挑走最精华的写本和绢画。

如今巴黎吉美博物馆、枫丹白露宫中国馆里仍然摆着大量中国文物。

有一种说法在文博圈流传——法国的公立博物馆机构收藏的中国文物大约260万件,其中九成以上是在近代殖民时期非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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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枫丹白露宫的中国馆收藏了约1000多件圆明园文物,日常只展出320件,但完整藏品目录从未向外界公布。

近年来回流的先例也不少。

2013年法国皮诺家族将圆明园鼠首兔首铜像无偿捐赠回国,那是中法在文物返还领域最大的一次民间推动。

2019年意大利返还796件中国文物艺术品、2024年又返还56件,被中国文博界称为“中意模式”的经典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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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子弹库帛书《五行令》《攻守占》从美国回归,则是中国首次通过长期溯源研究主动追索流失重点文物。

据国家文物局数据,“十四五”期间中国已成功促成35批次537件套流失文物艺术品回归。

但和150万件的存量相比——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主任段勇的估算数据是,海外公私收藏的中国文物总数超过1500万件,非法流失的约占150万件——这些成果更像是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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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索的最大障碍永远落在证据上。

新法案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追索国——文物原属国必须提供“严肃、精确、一致”的证据以证明法国是非法占有。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长期研究文物追索法律,他的判断是:新法案主要解决的是“怎么还”的程序问题,不是“该不该还”的原则问题。

换句话说,如果法国方面能亮出一张“合法购入”的交易凭证——哪怕这件东西是被抢的——也能在新法案下找到理由继续留在库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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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文物吃亏就吃在这里:当年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物清册,今天只能靠风格、工艺和零散史料来推测旧藏,证据链拼起来很吃力。

敦煌写本呢?伯希和当年从王道士手里买走的,到底算是“合法买入”还是“欺诈性获取”,这里面还有太大的争议空间。

但也不用一棍子打死。

同样在适用范围之内的圆明园文物,因其取得方式属于典型的战争掠夺、来源相对清晰,被个案认定为“非法占有”的概率比别的品类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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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法案还做出了一项关键修正:只要不属于“军事物品”,从战场上获得的文物就可以纳入归还机制。

这意味着战争背景本身已经不再是绝对排除归还的理由——极右翼坚守的“军事战利品”红线仍然高耸,但对非军事类文物的态度确实在松动。

法国的这次立法在欧洲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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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把这件事看成是全球文物归还潮流的一个转折点——2022年德国向尼日利亚返还贝宁青铜器,2023年荷兰向印尼归还殖民时期文物,方向都是一致的。

法国是第一个用制度性立法来覆盖这一领域的前殖民大国,这套立法框架会不会产生连锁反应?

看大英博物馆——库存800万件,希腊的帕特农雕塑、埃及的罗塞塔石碑追索的呼声从未间断——文物归还这场漫长的博弈可能才刚刚撕开一道窄门。

西班牙《对外政策》杂志也指出,欧洲多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回应文物返还诉求的外交重要性,正在采取更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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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呢?段勇的观察是,法国此举确实降低了返还非法流失文物的难度,让追索成功的希望大增。

但霍政欣的提醒同样值得听进耳朵——文物追索不是一两年能见分晓的事,是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持久战,这次立法从长远的视角来看是乐观的,但不能盲目乐观。

国家层面的准备其实已经拉开架势了:中国已与秘鲁、意大利、希腊等27个国家建立了防止文物非法出入境的政府间合作框架,2025年首次当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公约的缔约国大会主席国。

圆明园学会等机构一直在默默做基础整理工作——把流失文物的来龙去脉一件件梳理清楚,这种笨功夫或许才是真正能在谈判桌上用到的底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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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舞台上的新规则正在被一点点打磨出来:2014年《敦煌宣言》、2024年《青岛建议书》,每一步都是在为未来的返还铺设制度轨道。

塞纳河畔的波旁宫大厅那晚散会之后,表决结果很快被淹没在法国议会惯常的议程里。

雨果当年那封信里写的那句“我希望有朝一日”,从纸上落下来花了整整165年——落在了会议桌上,落成了一纸法条。

但法条终究是法条,不是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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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条到文物真的踏上归途,还得走过双边委员会的长桌、穿过历史的铁证、越过地缘政治那些谁也绕不开的大山。

过去150年,圆明园的兽首一件件从拍卖场被带回来,不是靠别人的“恩赐”,而是靠自己的实力把谈判桌坐稳。

160年前那把火留下的那个问号,如今换了格式——写在法条上,杵在事实前,真正的揭晓还在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