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清华大学前博士生导师郑毓煌教授呼吁各大学能够向社会人员敞开大门，自由出入。为他推广他的建议，他躬身实践，走访了全国26所高校，其中大部分高校无法通过刷身份证自由进入。
针对高校是否允许社会公民刷身份证自由进入的观点，群众立即分化成两个极端，其中绝大部分民众认为大学不应该随便出入，理由是大学应该保持其安静和安全，原因社会人员良莠不齐，担心给大学带来安全风险，同时也影响了学生的上课，更重要的是一些大学承担着科学研究，这种社会人员跑到校园里，很容易泄露国家机密。
赞成者则认为，大学本来就应该是开放的，包括思想的开放和行为的开放，大学生作为成年人，被禁锢在象牙塔里，没有社会实践，心智极其低下，这样的大学生走向社会，需要重新接受社会的拷打，大学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锤炼，相当于浪费了几年最美好的时光。
相比以上两类观点，郑教授的观点更加理性和客观，比如，郑教授说： 公立大学由纳税人资金建设，姓“公”不姓“私”，公众理应有权共享校园资源，而非被门禁和预约系统阻挡；其次，国外的名校如哈佛，MIT等，没有高墙和严格的门禁管理，校园与社区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郑教授认为中国大学的门禁管理和预约制度是一种管理上的懒政，真正的开放不会导致混乱，关键在于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
从逻辑上来看，郑教授的观点没有错，但对于一个连谷歌网页都不能访问的局域网区域来说，即使将所有大学的围墙都推倒了，也改变不了认知上的狭隘。有形的围墙的推倒了，无形的围墙更加厚实。
如果仅从公共安全考虑门禁和预约管理，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要知道，我们的雪亮工程就已经推行了10年，农村房子上的瓦由黑色换成了绿色，城建部门能够在一个小时内上门要求换回。而我们的人脸识别系统早就全国联网，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征信等，早就没有任何隐私可言，可见，门禁管理并非是为了验证身份，而是不想有闲杂人等进入到校区，从另一角度理解，就是要让大学保持一种神秘感和优越感，说穿了，用脱离群众为自己打造高端人设。
如果真有“坏人”要进入大学搞破坏，门禁管理真管不住这样的“坏人”，事实上，我们之所以要将已经成年的大学生锁在象牙塔里，与我们的从小的生存环境有关，现在连拉萨这样的城市，小孩上下学均需要家长接送，而我们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被培养成识别危险的能力，这样的大学生，有围墙可能真的好一些。
郑教授的建议有可取的一面，毕竟大学生迟早要和社会打交道，越早接触社会，越早积累避免危险的经验，但是，如果不先解决局域网的问题，大学即使没有了围墙，也无法走出一批真正具有国际眼光的大学生，我相信郑教授也深知这一点。
当我躺在床上，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禁想到了星链，我拿起苹果手机，试图想测试下我们之间的距离，结果我悲哀的发现，我和星链之间的距离，远不止一部手机。
推倒大学的围墙，却不能解放大学生的思想，郑教授这种隔靴搔痒的建议，改变不了当下社会的认知，所谓见识，没有见，又何来的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