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斯亮提问母亲是否责怪毛主席？曾志坦言主席晚年只是个普通老人吗
1942年深冬的延安，枯草覆雪，党校一部的窑洞里灯火昏黄，数十名从白区归来的干部等待甄别。寒风透墙，许多人的心比屋外更凉，因为一次审查，就可能改写一生。
曾志坐在角落，她消瘦却硬朗。隔离一年多，档案摞成厚卷，材料里有缺口，她却拿不出纸面证据。有人低声嘀咕：“要是能有人替咱们说句话就好了。”
清晨，她写下数千字，托警卫送往中共中央机关。信中没有哭诉，只有在闽西打游击、上海掩护同志的事实。三日后，中央来电，主席批示：此人无嫌，准予工作。隔离室门开，曾志被直接列为中共七大候补代表，窑洞里第一次爆出掌声。
甫一重获自由，她又递上请战书。华南敌后根据地急缺政工骨干，中央按惯例不派女同志下去，可她只说一句：那里需要人，也需要她的丈夫陶铸。批准电报随即发出。
时间回拨到1934年春。那年，25岁的陶铸在闽粤赣边组织厦门劫狱后转赴上海，半月内即遭逮捕。外界谣传他已“叛变”，曾志疾言反驳。她后来接到一张用香烟纸卷成的小条，字迹因汗水模糊，只有一句话：母亲年迈，盼援。曾志咬牙凑出20元大洋，托地下交通员送入监狱。
陶铸获救后说，那笔钱买了鱼肝油，也买了书。他把黑暗牢房当课堂，咳血间翻烂一本《资本论》。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他随大批政治犯移交抗日根据地。放行那天，他塞进口袋的只有那本缺角的书和一封回信：“钱已用完，人还算硬朗。”
抗战结束，新中国筹建正紧锣密鼓。1954年，首届全国人大全体会议名单上原载曾志名字。传阅表格到了陶铸手里，他为了让另一位老同志进入，随手用铅笔划去妻子的名字。文件上报后被领袖发现，批示醒目：“多年劳苦，岂可遗漏。”线条复原，曾志得以进入常委序列。会场上，她始终低眉记录，几乎没人知道名单里的那道被擦去的痕迹。
1966年6月，陶铸奉命出任中宣部部长，风头正劲。几周后风向骤变，他被指“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受审查。曾志此时在北京医院医治甲状腺疾患，本想随风卷走，却因主席再度批示得以留院治疗。
1968年8月，天安门广场万人集会批斗。陶铸戴高帽、捆双臂，被推上卡车接受长达三小时的辱骂与殴击。那天的录影后来成为“取证资料”，而他被送回看管处时，仍执意翻阅堆得足有两米高的旧报，眼睛通红，却一字不落。有人感叹，这是早年在苏区形成的自我教育方式，外界无法剥夺。
1969年初，他腹痛加剧，确诊为胰腺癌。手术安排在北京一家军队医院，房门外却同时加派警卫。9月病灶扩散，组织以“安全”名义将其转往合肥。飞机起飞前，曾志被允许探视。她替他理好头发，扣好被角，静握双手。
11月30日清晨，合肥来报，陶铸病逝，终年63岁。骨灰由专人护送京城，告别仪式并未通知家属。多年后，尘埃落定，中央文件为他彻底平反，也为曾志平反。她重新走进机关大楼，桌上仍放着那封1942年的甄别批示。
朋友们好奇，风浪过后，她对往事是否心生怨恨。曾志只是摆手，轻声道，革命年代像长路，坎坷本是常事，能坚持到今日，靠的是对信念的执着，而不是对个人的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