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北京中南海，一场讨论烈士纪念的内部会议刚刚结束。那个夏天北京酷热难当，会议室里的吊扇转了一下午也吹不散闷在屋里的暑气。几个干部夹着笔记本从走廊里走出来，表情都有些不自然。他们刚刚听到了一个让他们心里发沉的指示，大意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宣传方志敏、刘胡兰这样的同志。
这话一出来，在场的人谁也没吭声。瞿秋白1922年入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历史关头主持八七会议，会上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1935年从容赴死，牺牲时年仅36岁。1955年，瞿秋白的遗骨才从福建长汀迁葬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七年之后，为什么要“少纪念”？散会之后，有人走到院子里点了支烟，站在老槐树下很久没抽第二口。
事情还要从1962年的一本书说起。
那年，一个叫司马璐的人在香港出版了一本《瞿秋白自传》，书的末尾附了瞿秋白在狱中写的一份遗稿的全文。这份遗稿有一个让人过目难忘的标题——《多余的话》。毛看过之后，对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说，实在看不下去，问陆定一手稿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又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说，《多余的话》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
接着他问周扬：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几个月后，1963年第4期《历史研究》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毛在上面批了十二个字——“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忠，不足为训”。这话当然不是针对瞿秋白写的，但读过他批示的人都知道——李秀成是一面镜子，照出来的影子是瞿秋白。
质疑从一开始就没有停过——瞿秋白到底在《多余的话》里写了什么？会让一个对他知根知底的领袖说出“以后少纪念他”？
要理解那篇文章，先得理解写文章的人。
1899年1月，瞿秋白出生在常州青果巷八桂堂天香楼，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祖上曾经阔过，祖父是咸丰年间的举人，在江西做过几任知县。父亲瞿世玮能画一手好画，尤擅山水，粗通医理，剑法、书法都有涉猎，却常年游荡无事，一大家子的开销全靠亲戚接济和母亲典当。瞿秋白从小在父亲的画室里长大，看他画山水、画兰竹、画仕女。那些墨色浓淡干湿的变化，那些宣纸上渗开的笔触，是他童年最早的美学启蒙。这种文人气日后渗进他的骨头里，再也洗不掉。
跟瞿秋白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那些革命家，很多人的记忆里都印着一个画面：他在灯下看书。他精通俄语，自修英语、法语，哲学、社会学、文艺理论，什么书都读。他不属于那种只会喊口号、拍桌子的革命者，他是用文字工作的人。
1916年春节前后，他的母亲金璇被债台压垮，在正月初五的雪夜里吞下了一把红头火柴，自尽了。那一年瞿秋白17岁。三天之后，他一夜没睡，在惨白的日光下写了《哭母诗》。世上最疼他的人，用一种最惨烈的方式离开了。一个人十七岁就看见过最亲的人被生活碾碎，此后终其一生，他在面对任何权威的时候都很难再产生真正的恐惧。但有另一种情绪会纠缠他一辈子——忧郁。不是撒娇式的忧郁，是那种根植于骨血里的、俄罗斯式的、看着大雪覆盖荒原却无处可去的忧郁。
1917年，瞿秋白考进了北京俄文专修馆，不收学费。原因是家里实在掏不出钱供他上北大。北大在沙滩，俄专在东总布胡同，相隔不过几条街，学费的差距却是天壤之别。他在这里熟练掌握了俄语，还自修了英语和法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作为俄文专修馆学生代表，上了街，参与了游行演说，因为太激进两次被反动当局逮捕。那时候他已经患了肺病，出狱后病情复发，咳出来的血丝洇红了手帕。他却不怎么在乎，跟同学说：“干了这平生痛快事，区区吐血算什么。”
1920年10月，21岁的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的身份，从北京出发去了苏俄。肺病已经很严重，亲友们都劝他别去了，他回了四个字——“宁死一行”。那一年的莫斯科，不是今天的莫斯科。一战和三年内战之后，苏俄被封锁得像一座孤岛，饥荒正在街头蔓延，每天都有饿死的人被从工棚里拖出去。他拖着咯血的病体，在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采访工人、士兵、农民，写下了《俄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三个月内他三次见到列宁。
1922年，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是他少年时代的同窗挚友，两个人一起在常州的巷子里长大，一起进俄文专修馆，又一起走上革命道路。张太雷的友谊，是瞿秋白在革命队伍里最深厚的情感纽带之一。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的消息传到上海，瞿秋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没出来，也不吃饭。他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倒在了他亲手制定的暴动路线上。
1923年回国后，瞿秋白的笔再也没停过。他最早从理论上提出并论证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纲领，较早提出无产阶级应把握领导权，较早指出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意义，较早指出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他在《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同样是这一年，他重新翻译了《国际歌》的词和简谱，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从此，从上海的石库门到江西的土坯房，再到长征路上那一排倒下的躯体旁边，《国际歌》的旋律再也没有断过。
1927年，大革命失败。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从广州到长沙，从南昌到南京，各路反动势力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这之前，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步步退让，自动解除工农武装。仅仅几个月，近六万党员锐减到不足一万。党悬在悬崖边上。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瞿秋白被历史推到了最前面。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召开。史称八七会议。瞿秋白代表临时中央常委会作了《关于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上决定了一条新的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关，组成以瞿秋白为首的新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这一年，他二十八岁。
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是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的时期。这段路走得磕磕绊绊。他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在全国范围组织了多次武装暴动。有些起义取得了成功，但更多的暴动因为缺乏群众基础、敌我力量悬殊而遭到了惨痛的失败。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张太雷牺牲。各地暴动的惨痛失败，使瞿秋白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开始有所觉醒，决定停止两湖年关总暴动。1928年3月，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带头作了自我批评。这次“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不到五个月就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结束了。
犯过错误，认了账，改了方向。但后来的党史叙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记住了这个“书生”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却忘记了另一个事实：当党最危急的时刻，是这个文弱书生挺身而出，用一支笔把一盘散沙重新捏合在一起。他的文章《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在党内影响极大，被称为“中国无产阶级的马基雅维利”——不为权谋，只为救国。
1928年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随后留在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两年之后回国，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然后，打击就来了。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王明掌握了中央领导权。瞿秋白被扣上“调和主义”的帽子，被撤销了中央一切职务。罪名很抽象，但拳拳到肉。他被从政治舞台上赶了下来。
被赶到上海的瞿秋白，反而找到了这个世界上最懂他的人。那个人的名字叫鲁迅。
1931年下半年，鲁迅和瞿秋白开始通信，那时还没有见过面。冯雪峰居中牵线。鲁迅一听说瞿秋白的俄文功底，立刻就急了——“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1932年夏天，鲁迅和许广平带着儿子海婴，第一次登门去南市的临时住所看了瞿秋白夫妇。鲁迅平素对访客极为挑剔，尤其厌恶那些上门来求序、求字、求引荐的“文学青年”。但那天他一进门就坐在瞿秋白对面，两个人抽着烟，聊了一整个下午。鲁迅后来对冯雪峰说了一句评语——“何苦（瞿秋白笔名之一）的文章，明白畅晓，是真可佩服的！”
此后，鲁迅的家成了瞿秋白的避难所。国民党特务在全上海搜捕他，瞿秋白前后三次跑到鲁迅家中躲避。鲁迅对瞿秋白有一种极深的信任，那副对联就是证据——“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是鲁迅主动写了送给瞿秋白的。鲁迅一辈子清高孤傲，对人很少有亲近的举动，能让他说出“知己”这两个字的人，这辈子只有一个。
瞿秋白被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之后，翻译了大量苏联文学作品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还写了大量杂文，为了通过国民党的新闻检查，他的笔名换了又换，有些文章后来被收进鲁迅的集子里出版，长期以来读者都以为是鲁迅写的，直到多年以后才考证出真正的作者是瞿秋白。鲁迅晚年筹划出版瞿秋白的译文集，1936年鲁迅也病倒了，但他在病床上依然亲自校对《海上述林》的清样。这本书在瞿秋白牺牲一年之后出版，编辑署名是“鲁迅”。这也是鲁迅生前编定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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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瞿秋白抵达中央苏区瑞金，担任教育人民委员兼苏维埃大学校长。一年之后，中央红军主力从于都出发，开始长征。瞿秋白被留了下来。他的肺病已经到了重度阶段，咳血、乏力、不能长时间行走。留下来的人组成了苏区中央分局，负责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力走后，剩下的人就是敌后战场上的靶子。
1935年2月，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的途中，行至福建长汀濯田梅迳村时，被国民党保安团围捕。起初身份没有暴露，他化名林琪祥，自称是被红军抓去的军医。但后来叛徒指认，他的真实身份被查了出来。蒋介石得知消息，亲自下令将瞿秋白押送到长汀，由嫡系部队第36师严加看管。36师师长宋希濂是黄埔一期毕业生。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宋希濂在广州听过瞿秋白的演讲，对瞿秋白十分尊重。这次见面，宋希濂给他安排了单独房间，提供的伙食与师部同级，也不限制写作。
蒋介石派了军统和中统的人轮番前来劝降。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只要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到南京去做翻译工作，做教授，甚至不需要公开发表悔过声明。瞿秋白拒绝了。1935年5月17日到22日，瞿秋白在汀州试院的一间囚室里写下了《多余的话》。
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遗稿，从头到尾没有出卖一个人。文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组织名称、任何一个地名、任何一个交通站或任何一笔党的经费去向。瞿秋白在文中承认自己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说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他说自己其实最适合做翻译和教书，却被时代推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深感力不从心。他写道：“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的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就是这句话，后来被许多人断章取义地抽出来，当成他叛变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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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18日，清晨。
瞿秋白换上了一身他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中式黑色对襟衫，白色齐膝短裤，黑色长筒袜，黑色布鞋。他缓步走出囚室，先在中山公园的凉亭里拍了张遗照。照片中的他背手挺胸，两腿微分，面带笑容。照相完毕，他坐在亭中自斟自饮，旁若无人。
从中山公园到罗汉岭，大约两华里。正常人走这段路大概一刻钟，他走得很慢。他手上夹着烟，边走边用俄语唱起了《国际歌》，随后又用自己翻译的中文唱了一遍。路两旁的围观百姓看着他一步一步走过去，没有人出声。
到了刑场，他环顾一圈，在碧绿的草地上盘膝坐下。迎着枪口，他对刽子手微微点了一下头：“此地甚好，开枪吧。”枪声响起，他倒在草地上。
那一年，他三十六岁。
《多余的话》手稿在他死后落入了国民党当局手中。1935年，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发表了其中部分内容，1937年3月，《逸经》半月刊全文登载。但中共方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丁玲后来回忆，她在延安时问过许多人，大家都说那是假的，可她读了之后认为，那种文字风格别人模仿不来。陆定一也一直认为是伪造的，当年地下党的同志曾联系他说有人手上有《多余的话》原稿要卖，他拒绝了，认为是伪作。但不久后他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听到周恩来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当事人宋希濂后来也亲口证实，《多余的话》确为瞿秋白所写，国民党方面并未做改动。真伪之争自此基本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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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毛的批示之后，瞿秋白这三个字被一层一层地从宣传材料里往下剥。到了“十年”时期，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以《多余的话》为依据，给瞿秋白强加上“贪生怕死”“投降了敌人”“叛变了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等罪名。他的墓被人砸开，遗骨被毁，连八宝山也容不下一个叫瞿秋白的人。
粉碎“四人帮”之后，胡耀邦主持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陈云要求中纪委对瞿秋白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研究”。他对来访的外国朋友说：“他无非就是写了个《多余的话》，有消极的东西，但临死前他还高喊口号：‘共产主义万岁’、‘共产党万岁’。”根据陈云的指示，中纪委于1980年9月写出了关于瞿秋白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报告指出：“复查的结果确凿表明：瞿秋白同志被国民党逮捕后，坚持了党的立场，保持了革命节操，显示了视死如归、从容就义的英勇气概。”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了中纪委的复查报告，并批转全党，为瞿秋白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报告对《多余的话》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1980年夏天，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科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了纪念瞿秋白就义四十五周年座谈会，周扬在会上发表讲话，高度评价了瞿秋白的一生。李维汉也发了言，他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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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在被排挤出政治舞台中心之后，曾多次跟身边的人说过，他真正想做的，其实就是翻译、教书、写文章。他是一个书生，被革命的浪潮推到了最前沿，为党在极端危急的时刻稳住了航向。在革命洪流中他用笔墨构建了最初的许多理论框架，也在政治旋涡中吞下了苦涩的果实。
现在去常州，还能在青果巷找到他的故居。门楣上挂着的牌匾没有写着“伟大的革命家”这一类大字，只是静静地标记着一个名字。从一个在画室里临摹父亲山水画的孩童，到一个在囚室里写下《多余的话》的囚徒，中间隔了整整三十六年的山河岁月。从长江边的罗汉岭到北京西郊的八宝山，一个名字在历史的尘土里埋了很久。但锈迹最终会被擦掉，字刻在石头上，风吹不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