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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央特科，在上海成立。这是我党第一个较为成熟的情报保卫工作机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人，保卫自己。
中央特科成立的背景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三天的清洗中，大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惨死街头，被杀害者300多人，被逮捕者500多人，5000多人流亡失踪。惨案让中国共产党瞬间惊醒，中央特科由此应运而生，由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和无线电通讯科四个科。
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负责保卫机关，铲除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
四科是无线电通讯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被誉为特科中的“风语者”。
李强是周恩来手下的一张王牌，一生写尽传奇。他纵横军工、医药、通信、情报、金融、广播、外贸等行业，在每一个行业都是大佬。毛主席亲自为他题词“坚持到底”。李强在第一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选聘中，被聘请为院士，也是他力排众议引进我国的第一条可口可乐生产线。
李强于1905年9月出生于江苏常熟名门望族曾氏，原名曾培宏，字幼范。“李强”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苏联改用的名字，此后这个名字终身使用。当时许多革命者都改名闹革命，目的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保护家人。
李强出身于书香世家。在五四运动期间，受到陈独秀等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影响，全面转向理科学习，先后就读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附中和其大学部土木科。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李强火线入党。次年，党中央决定在上海领导工人发动武装起义，对抗军阀吴佩孚，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此刻国共两党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关系还没有反目，但国民党对我党防范非常森严，仅提供了少量武器。
我党派人多次去交涉都无功而返，这让我党的指挥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军火。周恩来没辙之际，李强主动请缨出战：“自力更生，我们自制吧，不求人。”周恩来说：“可以吗，怎么做？”李强说：“交给我。”
周恩来拍案而起：“好，我全力支持你。”周恩来说到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给了李强极大支援。因为李强虽然年纪轻轻，但他是当时难得的工科出身的高材生。那个年代中国90%以上的人是文盲，读书识字的人极少，读工科的人属于凤毛麟角。
李强从未接触过化学和军工，但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他从书店里和旧书摊买来几本制作炸药的英文书和一些兵工方面的参考书，推算出了配方。
接着，李强从化工仪器公司买来石碳酸、硝酸和硫酸等，把这些材料按一定比例混合，凭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过反复试验——也是运气好，没出任何意外——在不到一个月成功制作出了黄色炸药。
这是史料记载中我党的第一次自制军火，李强当时只有22岁。
炸药搞出来后给了李强巨大信心，他打算再接再厉制造手榴弹，苦于没找到合格的引线材料，只能放弃计划。随后的起义，依靠这些自制炸药，我党领导的工人阶级武装起义大获成功，炸得吴佩孚的军警哭爹叫娘。
喜悦没有持续多久，“四一二”政变爆发，我党损失惨重。同年11月，作为反制手段，我党第一个完备的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成立。
国民党对我党采取的策略是全面封锁，分割包围。这造成中央机关与根据地，以及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极为困难。一个消息或情报的传递，只能靠“人肉传递”，往往需要一两个月，效率很低，且一个环节或人员出了问题，信息即告中断。
如何打破封锁，把分散在各处的红色力量拧成一股绳子，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就少不了电台。
然而那时的电台属于高科技产品，稀缺货，国民党都紧缺，市场上没有货源。怎么办？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李强调入特务工作处第四科无线电通讯科担任科长；第二件事是找到李强说：“出门靠走，通讯靠吼。我们必须彻底扭转这种落后、被动、效率低下的通讯方式，这就需要在上海建立无线电台。你想办法做一台电台出来。”
周恩来的这番话让李强瞠目结舌，他赶紧申辩：“我学的是土木工程系啊。我不会，我真的不会。”
“炸药、手榴弹也不是你的专业，你不是已经搞出来了吗？天下道理大同，我相信你。”周恩来双手一摊，说，“再说这里就属你学历最高，而且你看你还懂英文。”
周恩来这么说是因为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书店没有任何与此有关的中文书籍，只能查询英文资料。
面对从未接触、一窍不通的无线电知识，李强再次展现出“学霸”实力。他自学了全英文的《无线电基本原理》等书籍，积累理论知识，然后以无线电爱好者和生意人的名义同洋行商人交朋友，从他们那里购买无线电器材、工具和线路图。
大华仪器公司有一台发报机。他买通负责人和里面的维修人员，对其进行拆解，列出零件清单并画出草图，然后按图索骥，购买零件。
市场上有的零件也不是想买就买。要知道，当年上海哪怕买点铜片线圈，也有被人举报的危险。为了避免怀疑，需要多人分多地购买，稍不留意露出马脚，引人怀疑就会招致大祸。
几次后，李强发现畏手畏脚反而更容易引起怀疑。他干脆西装革履，手拿大铁皮箱子，把购买的零件、元件藏在里边。看见巡捕，他给人家手里塞了几块银元，人家就在他的铁皮箱子上画个叉，表示验过，一路畅通。
有的零件市面上买不到。李强在法租界搞了一个作坊，买来车、钻、铣、刨4台机床，和几名同志一起搞起了机械加工、零件制作、线圈绕组。
最凶险的一次，法租界巡捕进来搜查。当时我党的作坊没有管理层和工人一说，亲自上手加工的李强一身污垢和机油。他急中生智，提起一桶油漆，找到巡捕伸手索讨工钱，说巡捕这么一搞，他的工钱没着落了。巡捕以为他是一个普通工人，看他一身污垢且胡搅蛮缠，气得直接将他踹出巨籁达路（今巨鹿路）四成里，然后查封作坊。
就这样，李强在刀尖上行走，一点点地搜集资料、信息，一点点地积累知识，一点点地拼凑齐元器件。所有零件齐全并不代表大功告成，接着最大的问题是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组装、兼容和调试。
李强、张沈川在上海福康里9号的一幢3层石库门楼房中，日以继夜地组装、调试。一天，他们在测试时，听见邻居说：“今晚怪了，电灯怎么关了还是老在闪呀？”吓得李强他们够呛，赶紧放弃，停止试验，第二天立刻搬家。
因为稍许有一点无线电常识，或者跟无线电通信沾一点边的人，马上就会猜到隔壁有电台，那样就糟了，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次，为了测试接发效果，无线电的天线必须架设到外面。为了隐蔽，李强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然后把竹竿放在三楼阳台上，上面挂上衣服以便掩饰。结果有天晚上，“梁上君子”光顾，把衣服都偷走了。为免暴露，他们没敢声张。
就这样在险象环生、各种意外频发的情况下，经过多次试验，我党第一台收发两用的无线电台终于在1929年11月研制成功。当时的李强才24岁。
无线电台自制成功，让我党从早期交通员人力通信的方式，跨越到20世纪初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方式，不再担心封锁，是我党通信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和历史性贡献。
红色无线电波从此划破区域限制，翱翔夜空，从上海石库门到香港，再到各个苏区。我党相继在香港九龙弥顿道、中央苏区、上海建立了秘密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