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只有五页长的信,在雅加达引起很大的波澜。
写信的人是印尼中国商会,并且把收件人的名字直接写成了印尼总统普拉博沃的名字,同时还将这封信抄送给中国驻印尼大使馆。真正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并非只有内容强硬这一种情况,而且这样的做法本身也很少见。以前海外中资企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一般都会先商量、先磨合、先忍受,很少会把问题直接拿到东道主国家的总统面前去解决。现在的做法表明事情已经到了不能继续拖延的地步了,很多企业认为再这样下去就会把自己往死路上逼去了。
信的内容是什么?主要内容就是这几条,但是每一条都在企业的痛点上。
第一是成本上升很快。税收、矿业特许权使用费增加之后,新的镍矿基准价格也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空间,企业好不容易投资建设工厂,但是账却越来越亏了。第二就是现金流受阻。印尼要求出口外汇收入全部存入本国国有银行,并且要保留一年以上的时间,在重资产行业中会更加困难,因为资金无法周转,经营也会变得紧张起来。第三种行政上的风险越来越大了。商会直接在信中提到地方上存在的腐败问题,并表示如果不能提供高额度的中间费用的话,正常的申诉往往会受到不断的拖延和搁置。最严重的情况是某家中国企业收到了林业执法部门开出的一张价值1.8亿美金的罚单。
最要紧的就是镍矿配额了。
今年来,印尼对镍矿开采配额进行严格控制,并且很多大矿区减产比例都达到了七成以上。一刀切的话,不仅会打乱企业的生产计划,也会波及到全世界新能源汽车用电池原材料的供给。也就是说,印尼握有资源,在此情况下重新制定分配规则的时候,最先受到冲击的就是已经大量投入其中的中国企业。
问题就是在这里出现的。企业并不排斥成本提高,也不排斥东道国保护本国产业。让人害怕的是规则可以随意改变,今天这样讲明天又那样说,达成一致的东西也可能在第二天就被重新评估。高成本可以计算出来,但是不确定性的部分却无法进行计算。这就是很多投资者所厌恶并且很注意的地方。
最可笑的是普拉博沃政府对于中国的态度,并不是很难理解。上任之后他就把中国当作第一个访问国家,并且一直都在强调合作的重要性。但是另一方面,印尼国内政策也越来越偏向于经济民族主义了:一方面希望继续吸引中国的资金、技术以及工作岗位;另一方面则试图掌握更多的利益分配话语权,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再分一些。
这就有些扭捏了。
中国企业在印尼,并不是来做慈善的,因为那里有镍矿和产业机遇以及广阔的市场空间。印尼很乐意接受投资,并且没有问题。但是欢迎是欢迎了,也不能一边说要合作,在配额、汇兑、执法、收费等方面层层加码。嘴上说着长远打算,实际上却是短平快收钱,时间久了之后,还有人会继续下大注吗?
根据印尼方面的消息,在投诉信发出之后,财长与外长召开会议,并且同中方企业的代表进行了交流。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只是暂时性的灭火措施,并没有直接涉及到企业的核心诉求,例如配额、外汇留用以及政策透明度等方面都没有出现大的变化。
因此,这封信所要关注的重点,并不是一次企业的维权行为本身,而是它所发出的一个信号——中资企业在海外打战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
以前很多公司都选择“忍气吞声”,认为在国外做生意就要吃亏一些,关系比说理更重要。现在的状况和以前不一样了。国际投资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资源民族主义、政策保护主义以及地方利益集团都在抬头。当企业遇到明显的不公平时仍然选择低调解决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保不住局面,反而一步步地陷入绝境之中。
但是印尼不可能因为一封信就马上改变自己的政策,但是这件事情已经把一个事实摆在了桌子上:谁要想继续接受中国的投资,就必须提供一个更加稳定和可以预见的制度环境。只想要钱、要技术、要工作,但是不给最基本的规则保障,这样的算计是做不长久的。
印尼这几年一直在通过镍产业来实现工业升级,并且提升自己的全球供应链中的谈判能力。方向是对的。但是假如政策摇摆不定、行政开支无度、外商信心受到打击的话,那么首先受损的就是某个企业利润了,而整个国家作为投资地的形象也会因此受损。
积累起来的信用很容易就被破坏掉。
这次中国企业把信送到总统府,并不是一时冲动拍桌子,而是想告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合作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不能默认自己处于不利地位;投资也可以加大投入力度,但是前提条件是规则不能成为一潭死水。如果有人把外资看作可以随意分割的一块蛋糕的话,那么到最后可能会连自己的饭碗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