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邓小平特地看望郭沫若，郭沫若感慨周总理弥留之际的话语确实说得很对
1977年冬末，北京的冷风依旧刺骨，中央楼里的灯却常常亮到深夜。荒废十年的试验台、停刊多年的学术期刊、四处奔走求设备的青年学者，都在传递同一个信号——科学这根脉搏必须重新跳动起来。
文化大革命留下的空白不是用口号能填补的。邓小平刚回到日常工作，就在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议上抛出一句简短却分量极重的话：“明年，必须给全国科研人员一个鼓点。”身边的方毅听懂了，这个鼓点就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科学大会。
大会需要一位能够让大厅瞬间安静的人。名单摆在桌面，很多名字熠熠生辉，但大家的目光几乎同时停在了“郭沫若”三个字上。86岁的他既是科学院院长，也是几代知识分子心中的坐标。可情况棘手——年迈多病，加上文革期间的种种指责，使他更愿守在前海西街那座满是梧桐影子的老宅。
邓小平没让秘书发函，而是自己坐吉普车拐进狭窄巷子。院门推开，抬眼便见一排斑驳影壁。郭沫若靠着藤椅，脸色苍白，眼睛却没有迟钝。短暂寒暄后，对话在壁炉旁展开——
“老郭，你是压阵的旗帜。”
“身体不行，恐误大事。”
“科学的春天，要有人报信。”
“若要春天，那便让我写一行醒目的字。”
“好，就写在大会的正中。”
灯火映着茶杯轻晃。于立群悄声劝丈夫：“这是机会。”郭沫若抬头，似在和另一个时空对话。1976年1月，病榻上的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过：“小平会把路铺出来，你还得出力。”那句话在此刻像重锤击中心门，他终于点头：“我写，也去。”
3月18日，人民大会堂。会标上的“全国科学大会”七个行草遒劲有力，笔锋却微颤，仿佛在昭示主人久病之后的坚持。郭沫若没有上台发言，他的《科学的春天》由播音员朗读，但每到“让知识的火炬照亮民族未来”之句，全场报以掌声。有人注意到，邓小平在座位上微微前倾，双手交握，像在倾听久违的交响。
掌声里，李国豪快速记下笔记，他正琢磨如何让下一座长江大桥在跨度上再向前一步。角落里的陈景润仍旧略显拘谨，几年后他搬入中关村的新居，人们说那是大会之后人才政策的第一缕暖风。更年轻的一代，则在会后把“科学的春天”抄在笔记本扉页，贴在实验室门口。
大会闭幕后，郭沫若返回前海西街，身体愈发虚弱，却仍坚持修改诗稿。他对助手笑言：“我只是翻开了一页，后面的篇章要靠后来人。”窗外玉兰花落，院中鹅卵石依旧湿滑，但学校、研究院、工厂里，一批批新设备、新课题正加速落地。那一年成为中国科技体制重启的分水岭，知识分子抬起头来，开始相信努力与前途之间终于又有了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