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有人问赵恒惕当初为何没有杀害毛主席，他无奈笑称毛主席的能力实在太强大了！
1926年仲夏，湘江水位骤涨，通往长沙的几座浮桥被人夜里拆掉，北伐军的先头部队还在道县。赵恒惕立在省政府阳台，看着江面空荡，问参谋：“这是洪水还是人为？”参谋低声回答：“农协干的。”一句话，让这位久握湖南兵权的军人第一次意识到，枪炮之外还存在另一种更难捉摸的力量。
追溯源头，要回到三年前。1923年，《新时代》杂志连发多篇文章，把赵恒惕精心包装的《湖南省宪法》说成是“枪杆子外衣下的私产”。赵恒惕震怒，立即批示：“立捕主笔毛某！”抓捕令交到警察厅长刘策成手里时，厅长沉默了一会儿，转身锁好门，对来访的年轻人低声道：“山雨欲来，早点走。”青年点头，推门前只留下句“多谢老师”，便消失在晚风里。从那天起，长沙闹市成了一个没牙的虎，注定咬不住这位后来影响中国的组织者。
毛泽东没有直接迎战枪杆子，他先钻进乡村的缝隙。1925年春，他在韶山开起夜校，一盏煤油灯、一张旧方桌，白天插秧的庄稼汉晚上拿粉笔，在黑板写下“佃农”两个字，然后讨论地租和公田。课堂散场前，毛泽东常提醒：“家里有人查问，就说学识字。”这所夜校后来衍生成数百个农民小组，像星火撒进茶山稻埂。
同年腊月，赵恒惕再次动手。这一次，他不想再留活口，手令只有四字——“就地正法”。令签送至湘潭县衙，值夜书办看了眉头直跳。他知道夜校遍地开花，轻举妄动等于捅马蜂窝。当夜，他让忠实的邮差毛福轩悄悄上路。风雪漫天，九十里山道走得脚底生疼，毛福轩进村时天已破晓，“快走，官军来了！”他气喘吁吁喊道。毛泽东扔下书本，换上蓑衣挑着粪桶出了后门，沿着竹林小径遁入山雾。等县兵摸到屋前，只剩一盆尚未熄灭的炭火。
两次扑空后，赵恒惕的统治裂开细缝。他的军力看似强横，却靠的是征粮、捐税和时刻可能倒戈的旧部。北伐军的枪声一响，局面瞬间失衡。唐生智率部倒向国民革命军，长沙城头的旗帜换了颜色。更要命的是，农民协会和铁路工会在后方拆枕木、堵驿路，军火车皮进不了湖南，官兵的日饷从六角银元跌到两角，多数人端着枪找米下锅，哪还有心思为谁卖命。
有意思的是，赵恒惕当年自夸“我有两万新军，长沙城坚如磐石”，可最先崩溃的恰是这支他引以为豪的新军。士兵们听惯了夜校里传来的歌声，知道对面打着“打倒军阀”的旗号，心里那杆秤早已倾斜。战斗一开，倒戈、逃跑的接连出现，长沙城一天多便易主。赵恒惕只带着少数亲兵向西撤退，临行前回望省城，深吸一口气，却说不出一句狠话。
30年后，他在台北寓所接待旧部。有人忍不住替他抱屈：“当年两次机会，为何不干脆点？”满头华发的赵恒惕掸了掸长衫，苦笑答道：“不是我没下手，是湖南到处是他的人。”说罢，他抬指轻点桌面，“刀枪怕子弹，子弹怕人心。我只有前头那个，后头那个他全占了。”语声并不高，却像给自己写了结案报告。
细看这段往事，湖南的输赢并不在枪口，而在一场静悄悄的社会动员。赵恒惕的《省宪》强调的是“自治”，却把“自”字视为个人独占；毛泽东的夜校说的也是“自立”，却把权力交还村头的百姓。一个依赖征税抽租，一个教人写字算账；一个把警察当耳目，一个把学堂当火种。结果如何，长沙城墙上的弹痕与台北老宅的叹息，已经给出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