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的初冬，风刮在脸上已经有了些刀割般的寒意。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腿上盖着羊绒毯，手里端着一杯刚泡好的普洱茶。茶香氤氲中，我看着茶几上那张刚从银行打印出来的流水单，心里是从未有过的踏实。
我叫林振国，今年整整八十二岁了。从市钢铁厂退休已经二十多年，每个月有将近七千块钱的退休金，名下还有一套位于市区的三居室。在外人眼里，我儿女双全，老伴虽然走得早，但我手里有钱，晚年生活理应是泡在蜜罐子里的。
曾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们这代人，骨子里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父母的也就是儿女的，哪怕自己省吃俭用，只要儿女过得好，孙辈有出息，这辈子就算圆满了。老伴去世那年，拉着我的手千叮咛万嘱咐，说两个孩子压力大，让我多帮衬着点。我把这话当成了晚年生活的最高指示。
我的儿子林涛，在一家私人企业当部门经理，收入还可以，但花钱大手大脚；女儿林静，嫁给了一个普通职员，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这些年，我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提款机，把自己的积蓄一点点掏空，填进了儿女生活的大坑里。
孙子要上重点初中差五万，儿子一个电话打来，我在电话这头连声说“别急”，转头就去银行取了钱送过去。外孙女报了昂贵的钢琴班，女儿回来看我时红着眼眶说交不起学费，我二话不说，又塞给她两万。
后来儿子想换一套学区房，说是为了孙子以后上高中方便，首付差了整整四十万。那天晚上，儿子提着两瓶我爱喝的酒，坐在我面前长吁短叹，说自己没用，让老婆孩子跟着受苦。我看着儿子花白的鬓角，心一软，把自己养老存折里的四十万定期提前取了出来，连本带息全都给了他。
那几年，每到周末，儿子和女儿两家人都会带着孩子来看我。屋子里热热闹闹的，他们一口一个“爸”，孙子外孙女围着我喊“爷爷”“外公”，我做上一大桌子菜，看着他们吃得高兴，心里那种被需要的满足感，让我觉得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物超所值。他们走的时候，往往还要把我买好的米面粮油、海鲜排骨顺手带走，我不仅不生气，反而觉得这是天伦之乐。
我总以为，我把心掏给了他们，等我老得动不了的那天，他们自然会把我当成老太爷一样供着。直到去年冬天那场突如其来的大病，像一盆带着冰碴子的冷水，把我从这场虚假的温情幻梦中彻底泼醒。
那天夜里，气温骤降。我起夜去卫生间，刚走到床边，胸口突然一阵剧痛，像是有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攥住了我的心脏。我喘不上气，眼前一阵阵发黑，冷汗瞬间湿透了秋衣。我拼尽全身力气抓起枕头边的手机，拨通了120，然后便一头栽倒在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等我再次醒来时，人已经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耳边是仪器单调的“滴滴”声。医生告诉我，是急性心肌梗死，幸好抢救及时，命大捡回了一条命，但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接下来需要长时间的住院观察和悉心照料。
转入普通病房的第一天，儿子和女儿都来了。他们站在我的病床前，脸上的表情复杂，有担忧，但更多的是一种难以掩饰的焦虑。
病房里的暖气很足，但我却觉得浑身发冷。我刚做完大手术，虚弱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用眼睛看着他们。医生拿着厚厚的缴费单走进来，语气公事公办：“林振国的家属，病人这次手术费用比较高，加上后续的重症监护费、进口药费，你们之前交的一万块钱押金已经透支了，今天务必再去交五万块钱，不然明天的药就停了。”
病房里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儿子林涛搓了搓手，看了看女儿林静，喉咙滚了滚，勉强挤出一丝笑脸对医生说：“大夫，我们一会儿就去想办法。”
医生走后，儿子走到我床边，压低声音说：“爸，您那个工资卡和存折放哪儿了？密码是多少？我去给您交住院费。”
我躺在床上，艰难地张开干瘪的嘴唇，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哪还有存折……这几年的大头……都给你们买房、交学费了。工资卡里……只剩不到一万块钱，也交押金了。”
这句话一出来，我明显看到儿子的脸色变了。女儿林静也猛地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看着我：“爸，您一点底都没给自己留啊？”
我没说话，只是闭上了眼睛。心口的刀口在隐隐作痛，但远比不上心里的那种酸楚。
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我闭着眼睛假寐，却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们在病房走廊里的争吵声。虽然刻意压低了声音，但在寂静的医院走廊里，依然字字句句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
“我房贷一个月就八千多，天天还得养着那个吞金兽，我哪拿得出两万五？你姐夫上个月刚降薪，家里马上就揭不开锅了！”这是女儿尖锐的声音。
“那咋办？那是咱爸！我就宽裕吗？上个月刚给明明报了出国游学的团，信用卡还没还清呢！再说了，爸当初可是给了你三十万让你老公做生意的，现在让你出一半医药费怎么了？”儿子不甘示弱。
“你少翻旧账！爸给你的四十万首付你怎么不说？平时你一去爸那儿，就顺走几条好烟，你当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