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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7日,中国人民大学开了个中国宏观经济论坛的中期会议。会上,刘世锦抛出一个大胆想法:拿出差不多20万亿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同时争取三年内,把全社会储蓄率压到40%以下。

数字很大,可背后的道理,值得我们普通人掰开揉碎看一看。

他为啥这么着急?看几个数就懂了。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降了4.1%。就算把房地产刨掉,还是负的1.2%。

消费更让人揪心。前五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才涨1.4%。到了5月,直接由正转负,掉了0.6%。这是2023年以来头一回负增长。投资、消费两头往下走,信号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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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的话很直白。他说中国经济又站到了一个重要转折口,眼下头等大事,就是把投资活力找回来,让投资重新转正。这话搁在今天说,分量不轻。

一个经济体靠什么走路?靠投资和消费两条腿。哪条腿瘸了,路都走不稳。

现在两条腿都有点软,问题就摆在明面上了。病根在哪?他给的诊断就四个字:高储蓄、低消费。

这个毛病,我们这儿存在很多年了。他打了个特别好懂的比方。国民收入就那么多,一块钱要么存下,要么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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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得太多,能花的自然就少。储蓄率降不下来,消费永远抬不起头。这是一道很硬的坎,绕不过去。

他还提醒了一句,听着让人后背发凉。要是储蓄率不降,还照老办法硬砸钱搞投资,那供给太强、需求太弱的矛盾只会越拉越大,把经济带偏。这些年哪些行业产能过剩,大家心里都有本账。这话,戳到了不少人的痛处。

破局第一招,就是那20万亿。刘世锦算了笔账。目前A股市值已超100万亿,初步估算国有资本市值在40%左右,这么一算,能划出差不多20万亿进社保基金。

他特意强调,这办法操作起来不费劲,落地性强。不用大动干戈,就能挪出这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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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哪?不用动国有资本归谁管,也不用换主管机构。就是把一部分国资划过去,攒成一个养老专项基金。这笔钱拿去市场化运营,赚了钱,就用来发养老金。

再往深一层看,这等于给股市引来一大批长期的、有耐心的钱。对资本市场的稳定,也是一件好事。光靠国企还不够。刘世锦讲得清楚,民营企业这边也得跟上,把分红提起来。

企业手里攥着的那些钱,只有真正流动起来,老百姓才敢跟着花。这一环扣一环。说到底就是想让钱从企业口袋,慢慢流到普通人家的餐桌上。这条路要是走通了,日子才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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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招,是税制改革。他盯上了基尼系数这个指标。国家统计局能查到的最新数据,2024年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465。这个数偏高了。他的目标,是慢慢把它拉回0.4以下的合理区间。

这条线,不是随便定的。背后有国际上的经验撑着。

为啥非盯着0.4?刘世锦讲了个规律。那些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迈进高收入门槛的国家,基尼系数普遍稳在0.3到0.4之间。这就是他给收入分配定的参照。

改革的抓手主要两块:一是优化个税,二是把财产税的征收体系搭起来。方向很明确。有人担心,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会不会打击人家干事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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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觉得影响总体可控。他反倒看到另一层好处。把私人财产纳入合法税源,等于逼着政府更用心保护产权。税源要稳,市场预期就得稳。这中间,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个角度,挺有意思。

第三招,是把政府调控的重心挪一挪。往消费这边挪,往民生短板上使劲。

他甚至提了个硬指标:宏观刺激的钱,一半以上得砸到破解供强需弱上,重点向中低收入人群的社保倾斜。这个思路,跟过去动不动就上大项目的老路子,明显不一样。钱要花在刀刃上。

为啥偏偏盯着中低收入这群人?刘世锦讲了三重价值。他们一花钱,内需就活了,过剩产能有了出路。他们日子好了,发展的成果分得更公平。更妙的是,这群人花钱多用在教育、医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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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质是在给人力资本投资,为将来的创新攒后劲。一举好几得。

说到怎么刺激消费,他的看法很实在。短期发点商品补贴,效果有限,风一过就没了。真要管用,得盯住住房和社保这两块最大的短板。

他举了个特别接地气的例子。好多农村人常年在城里打工,城里住得逼仄,老家的房子却空着落灰。城乡资源,就这么错着位。

这事怎么解?靠完善住房保障,把城乡资源重新配一配。实打实帮农民工这些新市民解决住的问题。这么一来,民生短板补上了,新市民也敢花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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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顺带创造出真实、能持续的购房需求,让房地产慢慢站稳,回到健康轨道。这盘算,打得挺精。

同一场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的杨瑞龙也补了一句关键话。他说现在光靠财政、货币这些总量政策,边际效应一直在往下掉,很难真解开结构性的死结。

想让调控更有效,突破口得往微观找。核心就一条:把企业稳住,把市场主体激活。企业活了,一切才有底气。

他把这条链条捋得很顺。企业稳了才愿意投资,投资多了才能多招人,就业稳了老百姓才增收,收入涨了消费才起得来,整个循环就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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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企业的关键有两条:一是继续深化国企改革,理顺政企权责;二是扶持民营经济,把产权保护、平等竞争落到实处。杨瑞龙还点了地方政府这个环节。

眼下不少地方财权和事权对不上。活儿一大堆,钱袋子却紧巴巴,政策自然偏保守。

二十届三中全会已经部署了财政体制改革,方向是破解地方权责失衡,但推进节奏还偏慢。他建议,往后得给地方多些正向激励,把基层的干劲重新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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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了这么一大圈,核心就一句话:让老百姓兜里有钱、心里不慌、敢花钱。20万亿也好,40%的储蓄率也罢,都不是冷冰冰的数字。

它们背后,是想给普通家庭多留一点安全感。方案能不能落地、落多快,还得看后头的动作。但把真问题摆到台面上,这一步,我们觉得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