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平稳地穿梭在三万英尺的高空，机舱里的灯光已经调暗，大多数乘客都陷入了沉睡。我站在狭窄的工作区，机械地整理着餐车，舷窗外是无尽的黑夜和偶尔闪过的星光。
今年是我做空姐的第四年，26岁的年纪，在别人眼里，我有一份光鲜亮丽的职业，有一个相恋四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未婚夫。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具穿着笔挺制服的躯壳里，装着一个多么残破且充满罪恶感的灵魂。
每当夜深人静，或者一个人拉着飞行箱走在异国他乡的酒店走廊时，那一夜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将我整个人淹没。那不仅仅是一场醉酒后的荒唐，更是一把锋利的刀，亲手将我原本安稳幸福的人生切割得支离破碎。
我和陈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他进了设计院做结构工程师，我如愿考上了航空公司。我们的感情一直很稳定，他是那种情绪极度平和、包容心极强的男人。
我的工作性质注定了我无法拥有规律的作息，常常是凌晨三四点起床飞早班，或者半夜两三点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无论多晚，陈宇都会在客厅给我留一盏暖黄色的落地灯，厨房的保温桶里永远有热着的粥或者汤。
四年来，我习惯了他的照顾，甚至把这种照顾当成了理所当然。我把工作中受到的委屈、面对刁钻乘客时积压的负面情绪，全都毫无保留地倾泻在他身上。我以为，被爱的人总是有特权的，我以为不管我怎么任性，他都会站在原地等我。
事情发生在我们订婚后的第二个月。
那段时间，航空公司进入了旺季，我的排班密集得让人透不过气。连续的红眼航班让我的生物钟彻底紊乱，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暴躁和易怒的状态。而陈宇那阵子也因为一个大型项目的竞标，每天加班到深夜。我们虽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常常连着几天都说不上一句话。
那天，我刚刚结束了一个延误了五个小时的航班，带着满身的疲惫和一肚子邪火回到家。陈宇正坐在沙发上对着电脑修改图纸。看到我回来，他抬起头，疲惫地揉了揉眉心，问了一句：“回来了？对了，周末我们要去看看婚宴的场地，你把时间空出来。”
不知为何，那句原本再平常不过的话，在当时的我听来，却像是一种无理的要求和压迫。我连轴转了三天，双腿肿胀得连高跟鞋都快塞不进去，满脑子只想睡个昏天黑地，而他却在跟我谈论那些繁琐的婚礼筹备。
“空出来？你以为我的时间是想空就能空的吗？”我把手里的包重重地砸在玄关的柜子上，声音尖锐得连我自己都觉得刺耳。
陈宇愣住了，他显然没料到我会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他合上电脑，试图走过来拉我的手，语气里带着安抚：“抱歉，是我没顾及你的感受。你先去洗澡，场地的事我们以后再说。”
他的冷静和退让，反而让我像一拳打在了棉花上，那种无处发泄的憋闷感更重了。我没有理会他伸过来的手，冷冷地甩开他，转身重新拉开大门，头也不回地冲进了电梯。
我没有地方可去。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除了陈宇，我竟然找不到一个可以随时收留我、倾听我抱怨的人。夜风带着些许凉意吹在脸上，我一个人在街头漫无目的地走了很久，最后走进了一家灯光昏暗的精酿酒吧。
我并不常喝酒，更不习惯一个人在这种场合独处。但那天晚上，我仿佛是在跟自己较劲，又像是在跟陈宇赌气，点了几杯度数很高的烈酒，一杯接一杯地往下灌。
酒精在空腹的状态下发挥得极快，没过多久，我的视线就开始变得模糊，大脑也失去了原本的清明，只剩下一种轻飘飘的、想要挣脱一切束缚的放纵感。
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旁边坐下了一个男人。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衬衫，长相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只记得他身上有一种淡淡的烟草味。他没有像那些油腻的搭讪者一样直接，而是很自然地递给我一杯冰水，语气温和地说了一句：“喝得太猛容易伤胃，缓一缓吧。”
如果在清醒状态下，我一定会礼貌而疏远地拒绝，然后起身离开。但那时的我，已经被酒精和委屈冲昏了头脑。我竟然转过头，开始对他大吐苦水，抱怨我的工作有多累，抱怨筹备婚礼有多烦，抱怨陈宇有多不理解我。
他一直安静地听着，偶尔附和几句，眼神里透着一种让我觉得安全的“理解”。现在回想起来，那算什么理解呢？那不过是一个陌生男人在猎艳时最廉价的耐心罢了。但我当时却觉得，在这个喧嚣的酒吧里，只有这个人懂我的疲惫。
我只记得自己那晚喝得烂醉如泥，连站都站不稳。那个男人扶着我走出了酒吧。我没有拒绝他的搀扶，甚至在酒精的麻醉下，心里生出了一种报复般的快感——我想通过这种出格的方式，来证明自己依然有反抗现实、逃离责任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