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捏着那份刚出来的鉴定报告，脸黑得像锅底，直接进了周恩来办公室。
报告往桌上一拍，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那两封所谓的贺龙写给蒋介石的“求降信”，用的纸是建国后才有的，墨水也是建国后才产的。
这造假造得也太没水平了，脚趾头想想都知道是谁干的，矛头直指国务院参事李仲公。
杨贵那边意见很明确：这手段太阴损，后果太恶劣，必须法办。
华国锋把调查结论和处置建议一块递上去，等着总理拿主意。
周恩来听完，半天没吭声，手指头在桌子上敲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就说了句：就这样吧。
华国锋一听就皱眉了，这算啥答复？明显不满意。
周恩来又叹了口气，说李仲公都80多岁了，身子骨和精神头都不行了，别说判刑了，就是把这鉴定结果往他面前一摆，估计当场就能把他送走。
但这事儿不能就这么拉倒——没过多久，李仲公的职务给撤了，每个月就发80块钱生活费。
党籍没开，待遇没全扒，但历史的账，早就刻在那两张假信纸上了。
李仲公跟贺龙的梁子，那是1927年就结下的。
那年蒋介石到处拉拢军阀，派出去的说客大多碰一鼻子灰，去贺龙那边的更是没好果子吃——要么被扣，要么被毙。
李仲公是蒋介石的秘书长，奉命到汉口策动驻军将领拥蒋，贺龙就在他名单上。
这人也不认识贺龙，就拐弯抹角找到贺龙手下一个老相识严仁珊，先在他家住了下来，等着找机会。
没多久贺龙来严家串门，严仁珊趁机给引见了。
头一回见面，贺龙瞅着这个文绉绉的秘书长就犯恶心，觉得这人假得慌，但碍于面子，还是寒暄了几句。
后来李仲公摆了桌大席，请川滇各路将领，死拉硬拽把贺龙请去了。
那排场不小，到场的人也杂，贺龙越看越不对劲。
果然，李仲公又约他去严仁珊家“打牌谈心”，牌没打几圈，底牌就亮出来了：让贺龙到蒋介石那边干，条件随便开。
贺龙当场就给拒了，转头让人把李仲公捆了起来。
本来想直接拉出去崩了，结果邓演达出面保人。
贺龙碍于邓演达在国民党里的面子，这才把李仲公放了。
李仲公啥时候受过这气？差点被枪毙的仇，就这么记了一辈子。
几十年过去，国民党垮了，李仲公又找上共产党。
他算准了共产党讲究团结改造，顺利混了个国务院参事当当。
可他不满足啊，先申请调西南军区，被拒；又申请去贵州当省长，又被周恩来婉拒。
每次碰壁，他都疑神疑鬼，觉得是贺龙在背后使绊子——其实组织上考察他历史问题时，确实问过贺龙，贺龙说得挺公道，没夹半点私仇。
但李仲公心里的恨，早就像毒蘑菇一样长满了。
特殊时期一到，贺龙遭了殃。
李仲公觉得机会来了，编了一封根本不存在的“求降信”，说30年代贺龙曾写信向他示好，求他在蒋介石面前牵线投降。
信早烧了？没关系，他能“凭记忆复述”，还写了上千字的“证明材料”。
专案组逼得紧，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找来建国后的纸和墨水，伪造了两封“贺龙亲笔信”，把贺龙编排成背叛革命投靠蒋介石的叛徒。
这两张纸，成了贺龙受迫害的导火索。
直到1974年，中央重新查这事儿，纸张墨迹一鉴定，直接穿帮。
被诬陷的人早就没了，诬陷者都快入土了。
1975年6月，周恩来已经病得不成样子，还是硬撑着去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他紧紧攥着贺龙遗孀的手，眼里含着泪，声音抖得厉害：我对不起你们，我没保护好贺龙同志。
在场的人没一个不掉眼泪的。
而那个造了假信坑了元帅的人，后来就揣着那80块钱生活费，在悔恨和唾沫星子里熬到了死。
说实话，查这事儿的时候，我心里堵得慌。
李仲公这人，格局太小，记仇记了半辈子，最后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报复。
周恩来那句“就这样吧”，不是宽恕，是嫌这事儿太脏，脏到连惩罚都懒得费劲了。
你们觉得，对这种记仇记了一辈子、最后还下黑手的人，该怎么算这笔账才合适？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