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红四方面军中位居第四号人物的周纯全,为何后来从显赫位置渐渐淡出人们视野?

1925年腊月,汉口江滩的寒风透过纱厂高窗灌进车间,织机哐啷哐啷地震得人耳膜发疼。工友们却不肯停手,谁也舍不得每小时几枚铜元的工钱;但就在那天傍晚,瘦高个的周纯全放下扳手,领着十几名青年把大门死死卡住,一张写着“提高工资、八小时工作制”的白布横幅被抛向夜色。那是他第一次站上风口浪尖,也是湖北工运火苗里跳出的无名小卒。年仅20岁的他没读过几本书,却被党员师傅一句“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旗帜”点醒,几个月后便在长堤小巷宣誓入党。

黄麻起义爆发时,他扛着缴来的“汉阳造”,跟着队伍闯进麻城城隍庙。起义受挫,部队溃散,他带着尚存的30多人钻进大别山。密林深处,一口铁锅、几把土枪就是全部家当。乡亲们夜里送来红薯,他转身就分给伤员;有人质疑:“当官的吃得比我们差?”他咧嘴笑笑,“先保住这支队伍,命比啥都值钱。”那股把集体摆在前头的劲儿,成了他往后说服战士跟着打拼的最大资本。

1929年至1931年,鄂豫皖边区反“围剿”进入胶着期。敌人围村烧房,他干脆拆掉本就不剩几块瓦的老屋,换回两担粮;敌骑兵夜袭,他带三十多人绕到侧翼,拔掉敌军旗帜再摸回阵地,被战士调侃为“黑夜里的猴子”。1932年枣阳激战最凶的那天,一颗迫击炮弹在他右侧炸响,眼球被弹片划得血流不止。“司令,你先退!”警卫抓他衣袖。“退什么?还能看见一半!”他掏出纱布胡乱缠了几圈,继续指挥突围。靠这种蛮劲,千余名轻重伤员被护送出了包围圈,他却留下一个外号——“周独目”。

“老周,你真不怕瞎了?”熬过战斗,卫生员想再劝。“怕。可不冲,兄弟们就得死。”简短几句对答,让炽热的篝火更加明亮。徐向前后来回忆,那一晚他意识到,这个来自纱厂的汉子不仅肯冲,还能稳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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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之外还要管政治。1933年前后,川陕苏区扩军势头旺盛,周纯全被推为红四军政委兼总政治部主任。一天能走一百五十里,夜里照样批文件、训干部,战士们说他“白天是担架兵,夜里是算盘先生”。然而1935年懋功会师后,张国焘与中央在军事路线上的分歧骤然加剧。会上新增一个“军委常委”名目,需要立即发电报确认,张国焘点名让周纯全签字。此举把他推到风口。电报发出,部队转向南下,结果陷入重兵包围,减员触目惊心,舆论矛头开始指向经办人。

内部检讨连续数晚,他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承认判断失误。1937年初,他把一纸辞呈递到延安组织部。有人好奇:“怎么想的?前线一把手说不要就不要?”他低声答:“脑子里有雾气时,先去把雾散了。”随后背起行囊,到抗日军政大学做普通学员。课堂上他钻研兵器维修,下课后带学员挖掩体、修战壕。日军“扫荡”延安东南角那次,他一手扶重机枪,另一只看不见光的眼睛却盯紧地平线,硬是拖住敌爬坡速度,为主力赢得半小时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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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新的角力场。1946年春,他被派到辽东省实业厅,接手本溪煤铁公司。枪声仍未停,生产却必须转。井下通风管网老旧,冒顶事故频发,他干脆把会议室搬进矿井,在矿灯下和工程师划拉草图。有人说他“不会管理,只会打仗”,结果三个月后煤产量翻番,鞍钢的高炉总算冒起连续火光,辽沈战役的弹片和轨道有了材料来源。

1950年秋,鸭绿江水位猛涨,志愿军要在冰封前通过大量物资。后勤指挥部一筹莫展,他领着测量员蹚水到腰深处,用木桩标注河床。深夜里,他在油布上画桥型草图,旁边小兵忍不住嘀咕:“司令,这玩意儿能撑住坦克?”他头也不抬:“算准了力,一列火车都行。”木桩、钢索、浮舟齐备,七昼夜后,一条专供汽车夜间通行的浮桥横跨江面,把炮弹、棉衣和粮食源源不断送进前线。彭德怀批示:“此桥保十万大军续力,功不可没。”

抗美援朝结束,他留在沈阳整理后勤经验,随后调回武汉。1955年授衔典礼上,他仍穿那件旧呢子军大衣,肩章星光却格外醒目。有人提议给他配只黑色眼罩,他摆手:“空洞就空洞,看得见一边也够用了。”此后,他极少露面,偶尔在办公楼后院溜达,遇到年轻人敬礼,总是笑着点头,旋即转身离开。

1985年盛夏,他因病住进武昌医院。病房外枝桠摇晃,蝉声聒噪。几位从前的老兵来看他,聊起当年枣阳突围。“那会儿真险。”老兵叹气。他抬手比了个“行了”的姿势,低声道:“命留住了,事情就没白干。”八月里,他安静离世,正好八十岁。官方讣告只寥寥数行,却把他的履历写得干净:出身工人,转战鄂豫皖、川陕,管理实业,保障后勤。外界议论“昔日四号人物缘何淡出”,答案或许很简单——有人天生该在聚光灯下,有人则把灯搬到别人身边。战争需要前者,也离不开后者,周纯全选择了后一条路,并且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