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天，北京外交部大楼。
一个刚从非洲常驻7年回来的年轻人，被领进了新闻司司长的办公室。
他叫李肇星，那会儿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翻译。
带他去的组长方平介绍说：“这位是咱们新闻司的司长。”
李肇星一紧张，腰杆挺得笔直，冲着面前这位前辈扯着嗓子喊了句：“钱司长好！”
整个办公室“哄”地一下笑开了锅。
李肇星脸涨得通红，以为自己那口浓重的山东腔被人笑话了。
坐在桌后的钱其琛笑着站起来，摆摆手说：“我在这儿还是头一回听见有人叫我钱司长，好不习惯。”
原来外交部新闻司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大家互相不称官衔，对这位司长，所有人都叫他“老钱”。
这一声“老钱”，李肇星叫了整整40年。
从翻译到发言人，从驻联合国大使到外交部长，他的职务换了一茬又一茬。
但每次见到钱其琛，开口还是那两个字。
有一回他已经是外交部副部长了，去探望已经退休的钱其琛。
进门时警卫员问他是不是来看钱副总理的，他顺嘴就喊了句“钱副总理好”。
老钱当场板起脸，指着他说：“小李同志，一两年不见，你中文水平怎么退步了这么多？称呼我四个字错了三个！你以前怎么叫我的，还怎么叫。”
李肇星赶紧改口喊老钱，老钱这才笑了。
这位被人叫了一辈子“老钱”的人，14岁入党，干了一辈子外交。
他在苏联待过8年，中苏关系最紧张的那几年，他作为政务参赞重返莫斯科。
苏联人对中国外交人员盯得极紧，连出门买菜都有人跟在屁股后面。
有一次他和几个同事外出购物回来迷了路，天色渐暗，周围又没什么行人。
他忽然站住脚，转身朝那几个盯梢的苏联人走去，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跟在我们后面也挺辛苦，正好我们找不到路了，不如你们走前头，帮我们带个路？”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真把他们领回了大使馆。
这就是老钱式的处事方式：不急不躁，四两拨千斤。
1982年，中苏关系出现微妙变化。
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了一篇讲话，中央决定由钱其琛以中国新闻发言人的身份出面回应。
那是他第一次主持新闻发布会，台下坐着78个中外记者，闪光灯噼里啪啦地亮。
他站起来，只说了三句话，核心意思是：我们注意到了讲话，我们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话，字字有分量，没有半个多余的字。
这场发布会被西方媒体解读为中苏关系破冰的信号，也为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打了样。
当时站在他身边当翻译的，正是李肇星。
李肇星后来当了发言人，当了驻联合国大使，当了外交部长。
每一次面临重大选择，他都习惯性地去找老钱请教。
1983年他第一次被外派到一个非洲小国当临时代办，心里没底，专门跑去问老钱该注意什么，还带了纸笔准备记录。
老钱想了想，就交代了一句话：“和全使馆的同志一起吃饱饭，好好干。”
李肇星哭笑不得，揣着这句话就上路了。
半年之后，他那支不起眼的临时使团被党委评为先进集体。
多年以后他才琢磨透，老钱那句“吃饱饭好好干”其实就是告诉他：外交官最重要的不是花哨的技巧，是沉下心把基础打牢，把人团结好，把每一件小事做扎实。
2003年李肇星接任外交部长，成了外交部的当家人。
他被人称为“铁嘴外长”，面对记者刁钻的提问从不打怵，说他知道的，说他可以说和应该说的，绝不即兴表演。
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这种字斟句酌的作风，像极了当年的老钱。
晚年的钱其琛深居简出，大部分时间在整理自己的外交笔记。
2003年他出版了《外交十记》，成了党内高级领导人亲自撰写回忆录的第一人。
他解释说自己七十多岁了，本就属于超期服役，退下来只想看些以前没空看的书，做些以前没做过的事，这本书只求真实准确，非史非论。
后来他的身体慢慢垮了，长期住在医院里。
李肇星一有空就往医院跑，陪他说说话。
起初老钱还能认出他，喊他小李。
到后来老钱不再说话了，再后来连人也认不得了。
李肇星每次从病房里出来，眼眶都是红的。
2017年5月9日，钱其琛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
追悼会上，李肇星站在人群里，向这位陪伴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老人鞠了最后一躬。
他后来说过一句话：“老钱不仅是我的榜样，更是我在外交工作中的领路人。”
40年前那间办公室里的一声“钱司长”，被众人笑了一顿之后改成了“老钱”。
这一改，就从1977年叫到了2017年。
一个人叫另一个人什么，往往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真切地反映两人之间的距离。
一声“老钱”，跨越了官职、年龄和时代的差异，藏着一个年轻人对前辈的全部敬意，也藏着这位前辈给那个年轻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官位，不是人脉，而是怎样在风雨里做人做事的样子。
说实话，我读到李肇星被纠正称呼那段，心里挺有感触的。
这声“老钱”，听着亲切，背后却是一种难得的平等和尊重。
在官场里，多少人削尖脑袋想被人叫一声“某长”“某总”，钱其琛却偏偏喜欢被人叫“老钱”。
这不是摆姿态，是真性情。
李肇星从那个紧张得脸红的小翻译，到最后成为外长，四十年如一日地叫这一声，这其中的传承，比什么官衔都重。
现在这种能叫一辈子“老钱”的关系，真是越来越少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