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永生回到那条山沟的时候，自己都差点没认出来。八年前他离开这里，满地是踩烂的泥巴和鹿粪，围栏东倒西歪，饲料槽里积着发霉的玉米秆。现在那片空地被野草和灌木吃掉了，白桦树从倒塌的棚圈缝隙里长出来，树皮在秋天的阳光下白得晃眼。他站在当年养殖场大门口的位置——其实已经没有什么门了，只剩两根歪斜的水泥桩子，上面爬满了牵牛花的枯藤。
他试着吹了一声口哨。那声口哨很轻，轻得像是不敢太大声，怕惊动什么。山沟里安静了几秒，然后白桦林深处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头鹿走了出来。不是小跑，不是惊慌的窜，是那种一步一步慢慢走、边走边抬头往这边看的样子。走到离他大概十来步远的地方，鹿停住了，歪着头看了他很久。赵永生认出了它左耳上那道豁口——那是当年它刚出生不久被围栏铁丝刮伤的，他亲手给它涂了好几天碘伏。
他蹲下去，手抖得厉害。鹿迟疑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用鼻子碰了碰他的手指。赵永生把脸埋进手里，整个人蜷成一团，肩膀剧烈地上下抖动。背后是秋天大兴安岭的山林，风从山脊上压过来，把白桦叶子刮得哗啦啦响。
要理解赵永生那天蹲在山沟里哭的是什么，得往前推十一年。1990年代中后期，东北的养鹿业正在经历一场从集体经营向个体经营的大规模转轨。之前几十年，梅花鹿养殖在中国主要由国营鹿场和地方土产公司垄断，鹿茸作为计划内中药材统一收购统一销售，价格稳得很，养鹿的人只要把鹿伺候好了，年底等着结账就行。但到了九十年代中期，计划经济下的统购统销体系逐步瓦解，市场的大门一打开，鹿茸价格就跟坐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最疯的时候，一斤鲜鹿茸能卖到两千多块，相当于当时东北城镇职工三四个月的工资。于是大量农户冲进这个行当，把自己家承包的山林地圈起来，贷款买鹿，搭棚子建围栏。赵永生就是那一拨人里的一个。
他是黑龙江牡丹江那边的人，具体哪个县，后来认识他的人也说不清。年轻的时候在林场干过，后来出来打零工，铺过柏油路，扛过化肥袋子，四十多岁了攒了不到十万块钱，觉得不能再这么漂下去了。1999年春天，他在大兴安岭东麓一条叫不上名字的山沟里租了一片林地，跟林业站签了三十年承包合同，把全部积蓄砸进去，建了一个小型梅花鹿养殖场。买的第一批鹿只有十二头，全是不到两岁的母鹿。他那时候天天睡在鹿圈旁边的铁皮房子里，铁皮房子冬天冷得像冰窖，夏天闷得像蒸笼，他不在乎，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给鹿铡草料，晚上打着电筒一头一头数过去，确认全都站着才肯回去睡觉。
梅花鹿是一种比人敏感得多的动物。它们能感知到几百米外有人走近，能听出脚步声中是熟悉的人还是陌生人。赵永生养的那批鹿，头一年见他就躲，他端着饲料盆子叫半天，鹿只在远处瞪着他，死活不过来。他也不急，把盆子放在地上，退后几步，坐在树桩上抽烟，等鹿自己过来。久而久之，有几头胆子大的敢从他手里直接吃切碎的胡萝卜了。他跟鹿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不是靠训练，是靠时间泡出来的。
他的养殖场规模最大的时候，鹿群从十二头繁育到将近三十头，一头成年公鹿每年可以割两次鹿茸，加上鹿血酒、鹿胎膏这些副产品，年景好的时候一年能挣七八万。在2000年代初期，这笔收入在林区相当不错。村里人羡慕他，找上门来讨教养鹿经验，他也不藏着掖着，从怎么搭棚到怎么防狼，问什么说什么。
但养鹿这个行当的风险被很多人忽略了。梅花鹿虽然是家养，但在高度密集养殖的条件下，传染病的风险比养猪养鸡还要高。结核病、布鲁氏菌病、坏死杆菌病，每一种都能在鹿群里迅速蔓延，而且一旦发生，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赵永生撞上的是坏死杆菌病，这种细菌通过皮肤破口进入蹄部和口腔，鹿蹄烂得站不起来，嘴里流脓，几天之内体重掉一大截。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有四五头出现了症状，赶紧隔离、消毒、请兽医，但山沟里路不好走，等药送过来的时候，又有几头倒下了。
那几个月他几乎没合过眼。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鹿圈里，一只一只地清洗伤口、抹药膏，手套用破了一双又一双。药费贵得要命，一头病鹿的治疗成本动辄上千，他之前攒的那点积蓄很快就见底了，开始往外面借。向亲戚借，向信用社贷，能借的渠道借了一遍，窟窿越补越大。最绝望的时候，鹿茸市场又碰上了价格暴跌，从一斤两千多直接腰斩到不足千元。两头一夹，赵永生彻底扛不住了。
2006年深秋的一个早晨，大兴安岭下了一场薄雪。他站在鹿圈门口，看着里面剩下的将近三十头鹿。有几头大病初愈的母鹿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站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也有几头公鹿精神头还不错，昂着头看他，等他给吃玉米。他看了很久，然后做了一件让村里人后来议论了很久的事——他把所有的圈门全部打开，把鹿一头一头赶了出来，往山沟深处轰。
鹿不愿意走。有的转了两圈又回来，低头在饲料槽里找吃的。他拿竹竿轻轻抽它们的屁股，抽一下鹿跑几步，回头看他。他从地上捡起一根粗树枝，使劲敲铁皮桶，敲得当当响，鹿群这才惊慌起来，像一群棕灰色的鱼一样往白桦林深处涌去。最后一头离开的，是那头耳朵上有豁口的老母鹿。它跑到林子边上停了下来，回头看了一会儿。赵永生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手里还捏着那根竹竿。后来他松开手，竹竿啪嗒掉在地上。他转身进屋，把铁皮房子的门锁上，背上一个蛇皮袋，走了。
那之后的八年，他跟鹿没有任何关系。在牡丹江的建筑工地上搬过砖，在物流园里扛过包裹，年纪大了干不动重活，就去送外卖，骑着一辆旧电动车，每天在城里跑几十单，中午吃个盒饭蹲在路边，晚上回到出租屋腿是肿的。他把养鹿欠的债一点一点还清了，本金加利息，还得很慢，但没有赖过一笔。逢年过节偶尔喝点酒，喝了酒也不说过去的事。有人问起，他就摆摆手，说那时候不懂事。
2014年秋天，他在饭店里听邻桌的人聊天，说大兴安岭这几年生态好了，经常有人在山里拍到梅花鹿。他筷子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吃。当天晚上回去没怎么睡着，第二天起来买了一张去加格达奇的火车票，转了一趟汽车，又搭了一段顺路的小四轮，辗转回到了那条他八年没进过的山沟。
后面发生的事情就是开头那一幕了。他吹口哨，鹿出来，他蹲在地上哭。但哭完以后他仔细看了看周围，发现当年的鹿群不但没有消亡，反而壮大了。白桦林边缘的草地上到处都是鹿的足迹和粪便，远远近近的树丛里影影绰绰还有几十头鹿在活动。有一些是完全野生的，从来没有被人碰过，远远地就躲开了。有几头半大不小的鹿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警惕地看着他。这些大概是当年那批被赶进山的鹿生下来的第二代、第三代。
他在山里待了整整一个白天。中午啃了两个从山下带上来的馒头，就着溪水喝了几口。傍晚的时候，鹿群慢慢往林子深处退去，光线从金黄色变成暗蓝色，山沟里起了一层薄雾。他拍了拍膝盖上的草屑，站起来，最后看了一眼那片白桦林，然后沿着来时的路往下走。
他没有回去搞养殖。赵永生后来在山下的镇子里租了个小房子，找了一份看仓库的活，一个月千把块钱。每隔十天半个月，他骑摩托车上山，带一袋子玉米，撒在当年养殖场门口那片空地上。他不管鹿来不来吃，撒了就走。有时候会多待一会儿，坐在那两根水泥桩子旁边，看着白桦林发呆。有猎户劝他，说这山里鹿多，你以前不是养过吗，重新圈起来不就得了。他说了一句，它们是山的，不是我的。
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和从别人嘴里说出来，重量完全不同。他花了十一年时间，从借钱建圈到破产赶鹿，从负债打工到回来重逢，最后才想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些鹿本来就不该被圈起来。
2017年左右，当地林业部门在巡山时注意到了这个野生梅花鹿种群，经过一段时间的监测确认种群数量稳定，有自然繁育能力。后来这一片区域被划进了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管护范围，林场设了几个红外相机监测点，偶尔能拍到鹿群在雪地里穿过的画面。那些照片后来被收录进大兴安岭野生动植物资源普查的资料里，但没有人知道这群鹿最早是从一个破产的养鹿人手里逃出来的。
赵永生知道，但他不跟别人说。有时候他在手机上刷到大兴安岭生态变好的新闻，会多看一眼配图，看看有没有拍到那一带的山沟。他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个在镇子仓库门口晒太阳的老头，头发白了，背有点驼，见人不怎么说话。但每年秋天白桦叶黄的时候，他一定会骑上那辆旧摩托车，驮一袋玉米，跑十几里山路，去那两根水泥桩子旁边坐一会儿。山风吹过来，林子里有鹿在叫，声音清亮悠长，他听着听着会不自觉地笑一下。那笑容很浅，但比他当年数钞票的时候真实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