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不一般。
代表团名单公布的那天晚上，党部会议室里的灯亮到深夜。郑丽文送走最后一批记者，回到桌前，盯着那份密密麻麻的行程表。经贸组的组长打来电话，说台中的中小企联会又追加了七条建议，都是关于简化跨境电商手续的。她一条条记下，笔尖在纸上划得沙沙响。
秘书推门进来，端了杯已经半凉的茶，轻声提醒她：“主席，明天早上的行前会议，青年团那边希望增加十分钟发言时间。”
“给他们加。”郑丽文头也没抬，“把青年就业实习合作平台的那份预案，也提前发给他们看看。”
九年的断档，像一道很深的沟，两边都变了模样。她知道，这次过去，不能只带耳朵，还得带上能装东西的箱子——装满问题的箱子，和能装回些实在东西的空箱子。产业界的人私下抱怨，说这些年很多合作机会被政治口号耽误了，明明能早点做的生意，硬是拖到对手抢了先。这些话，她都听进去了。
临行前一晚，她接到一个老台商的越洋电话。老头子在江苏开了三十年工厂，声音透着疲惫：“郑主席啊，我儿子现在不肯接班，说这里‘身份’尴尬，生意不好做。你们这次去，能聊聊这些‘小事’吗？”
“我们尽量。”她只能这么说。
飞机降落北京时是个阴天。坐车往酒店的路上，她看着窗外。街道变了，楼更高了，车流更密了。车里很安静，代表团里几个年轻面孔贴着车窗看，眼神里有好奇，也有别的什么。
第一场座谈比想象中直接。没有太多寒暄，双方摊开文件夹，讲的都是具体事：水果检疫的流程怎么再快一点，旅游纠纷的协调机制怎么建立，遇到自然灾害时彼此的救援通道怎么打开。一个大陆方面的代表说到“两岸一家亲，有事好商量”时，特意顿了顿，看向她。她点了点头，接着话头，提到了那个老台商儿子的顾虑。
会场静了一两秒。然后对方有人接话，说起正在研究的一些便利措施，台胞证的功能拓展，社保的衔接可能。话不空洞，有步骤，有时间表。她看到自己这边负责笔记的年轻人，笔动得飞快。
晚上小组整理材料时，青年团的那个副团长，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忽然说：“今天听到他们提‘融合发展’，我爷爷以前总说这个词，我总觉得是老话。今天听，好像有点不一样。”
郑丽文问：“怎么不一样？”
小伙子想了想：“就是……以前觉得是我们要怎么‘融’过去，或者他们怎么‘融’过来。今天听起来，像是一起修一条新路，路上有他们定的交通灯，也有我们画的指示牌。”
这话说得直白，却让一屋子人都沉默了片刻。
行程很紧，白天座谈，晚上内部讨论。消息传得很快，岛内媒体每天追着问细节。民进党那边有人出来批评，说这是“投降之旅”。郑丽文在电话会议里对岛内的党内同志只说：“让他们说。我们带回合同和谅解备忘录，比什么都管用。”
倒数第二天，关于两岸冷链物流标准互认的备忘录签了字。签字后，双方工作人员合影，闪光灯亮成一片。她站在旁边，看着那两个交换文本的代表握手，握得很用力，时间也比礼节性的长了几秒。
回程的飞机上，她翻看这几天的记录。问题很多，并没都解决。但箱子不是空的，里面有了货样互通的标准草案，有了青年暑期实习的试点企业名单，有了灾害通报联络人的直接电话。更重要的是，那个称呼——“大陆”——第一次从她嘴里自然地说出来，在那么多正式的场合，后面跟着的不再是模糊的客套，而是一个个具体的项目、条款、人名。
飞机穿越云层，有些颠簸。她合上文件夹，闭了眼。她知道，回去后还有更多的事。语言是信号，行动才是电。现在，电闸算是合上了，灯能亮多久，亮多亮，还得看后面怎么布线，怎么维修。但至少，屋里的人，开始能就着光亮，商量怎么把屋子修得更结实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