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
“贝利亚事件”通报时间考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06期
作者：方海兴
1953年6月26日, 苏共中央秘密逮捕了中央主席团成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贝利亚, 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活动的决议》。在贝利亚被捕之后, 应苏共中央之请, 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高岗偕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翻译师哲赴苏听取了关于“贝利亚事件”的紧急情况通报。高岗的此次苏联之行堪称其个人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然而由于一直以来涉及建国初期高岗的史料较为少见等原因, 有关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时间至今仍有着两种并不确切的说法。
一是《毛泽东谈高岗事件——来自苏联的记录》一文称:1953年7月7日, 苏联外交官瓦斯科夫向中方转达苏方要求——“派一名高级官员赴莫斯科了解苏共最新情况, 第二天周恩来通知瓦斯科夫, 中共中央提名高岗赴莫斯科”。(1)这就是说, 高岗动身赴苏最快也得在7月8日。林蕴晖在一篇文章中也称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是在1953年7月(2)。
二是1953年“6月中旬”说。高岗的妻子李力群、高岗生前最后一任秘书赵家梁都曾多次指出: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6月13日至8月13日举行) 召开前夕, 苏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派员赴莫斯科听取紧急情况通报, 高岗一行赴苏是在6月中旬(3), 即“财经会议刚开始时”(4)。出席过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原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三副书记张明远也持此说, 他回忆说:“财经会议前夕, 接到苏共中央的急电, 要求中共中央派人去莫斯科听紧急通报。我党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去,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报告了苏共紧急通报的内容, 原来是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高岗突然去苏联, 引起与会者的特别关注, 也引起不少的猜疑, 因此许多人到他家里打听情况”(5)。
笔者认为, 上述关于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时间的说法都与事实不符;高岗此次赴苏应该是在6月27至28日, 即6月27日赴莫斯科, 28日返回北京。现就此考证如下:
首先, 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不可能是在1953年7月。据此次陪同高岗访苏的翻译师哲回忆:他们回国后就苏共通报的紧急情况向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 毛泽东听后当即评论道:“赫鲁晓夫的做法太粗暴, 贝利亚是苏共主席团成员之一, 是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处理他, 应该经过中央全会, 并作出正式决议, 才算名正言顺”(6)。师哲在其口述的《中苏关系见证录》中再次提及毛泽东的上述评论。如前所述, 苏共中央曾在1953年7月2日至7日召开过主题为检举、揭发、批判贝利亚反党反国家罪行的中央全会, 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由师哲所忆毛泽东的评论可知, 高岗此次赴苏应当是在7月2日之前。又据《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1953年6月30日”条目记载:该日, 高岗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一道接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7)。由此可见, 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不可能是在1953年7月而只能是在6月。
其次, 比较而言, 亲历此次高岗赴苏情况的几位历史当事人李力群、赵家梁、张明远、师哲等的回忆就具有更大的史料价值, 应该成为确定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时间的重要依据。上述人员的回忆一是都将高岗此次赴苏的时间指向1953年“6月中旬”, 二是都指出高岗很快就返回北京。师哲还详细回忆了他们此次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具体情况——“赫鲁晓夫是单独向我们 (中国) 通报情况的, 他很得意地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听完这个介绍, 我们当即飞返北京”(8);“我们仅在莫斯科呆了一天, 听取情况介绍后就回来了”(9)。但是由于事隔多年的原因, 赵家梁等人的记忆均存在一个误差, 即贝利亚突遭逮捕是在1953年6月26日, 因此苏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以及高岗赴苏的时间绝不会是在6月中旬。又据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重要当事人薄一波回忆:此次会议的进程是第一、二周即6月13日至27日, 先按大区分为六组、后按专题分为四组讨论财政工作中的问题;第三周6月29日至7月4日由高岗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 李富春作《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的报告, 并分组进行讨论(10)。综合以上信息及前述6月30日高岗在北京的事实则基本可以确定, 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前后情况应当是这样:6月26日即苏共中央逮捕贝利亚的当天电告中共中央派人来莫斯科听取紧急情况通报;6月27日高岗一行乘飞机赴苏, 28日返回北京 (据赵家梁、师哲回忆:高岗一行此次赴苏是乘飞机往返的, 而当时中苏之间并无民航, 所以高岗一行应当是乘坐专机往返的) ;29日高岗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报告。而6月29日高岗作报告的这个会议可以肯定是全体会议, 即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开幕以来的第一次全体会议, 所以它给李力群、赵家梁、张明远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久而久之便将6月29日这天的全体会议误作为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开幕会(11), 于是就形成了“苏共中央急电中共中央派人赴苏听取紧急情况通报是在财经会议召开前夕”的记忆, 李力群等应该正是据此又推定高岗此次赴苏是在财经会议刚开之时的6月中旬, 但却没有考虑进去贝利亚被捕是在6月26日这一事实。
综合以上分析, 1953年高岗赴苏听取“贝利亚事件”通报的时间应当是6月27日至28日。
(本文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
注释
(1) 何祚康编译:《毛泽东谈高岗事件——来自苏联的记录》, 《百年潮》2001年第12期。
(2) 林蕴晖:《高岗被定为“反党”的原因》, 载《国史札记》, 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第131页。
(3) 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毛泽东谈高岗事件〉一文的几点意见》, 《百年潮》2002年第3期;李力群:《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中需要澄清的几点意见》, 载杨浩甫主编:《高岗事件考辨》, 大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第234页。
(4) 赵家梁口述、张晓霁整理:《对〈回忆高饶事件〉的质疑》, 《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
(5) 张明远:《我的回忆》,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 第381页。
(6) 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第413页。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中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1126页。
(8) 师哲口述、师秋朗笔录:《我的一生——师哲自述》, 第412～413页。
(9) 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中苏关系见证录》, 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第149页。
(1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册, 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 第168页。
(11) 李力群还曾回忆: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高岗“根据会议安排, 在开幕当天向会议做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纲要的报告”, 但事实上高岗做该报告是在6月29日而非会议“开幕当天”, 显然李力群是将6月29日这天的全体会议误记为此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开幕会。参见李力群:《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二卷中需要澄清的几点意见》, 载杨浩甫主编:《高岗事件考辨》, 第233页。
#事件 #高岗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