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冬，潜伏在日伪心脏的中共特工给新四军送来一封没有文字的情报、一张手绘图和一盒香烟。
粟裕得知后，当即取消作战部署、连夜召回离开的高层将领，甚至怒斥一句：“枪毙电报科长！”
这位特工是谁？粟裕又为何要枪毙电报科长？
特工情报
1942年深秋，江苏南通南坎镇，一间旧炮台改造的简陋指挥所里，粟裕刚刚结束一场关乎苏中战局走向的高级会议。
他站在窗边，望着隐没在黄昏中的海岸线，心中盘算着下一步部署。
就在这时，一名身着普通军装的传令兵悄悄递上一只毫不起眼的香烟盒。
香烟盒的包装已有些磨损，但掂在手里的分量略显不对，粟裕并没有立刻拆开，而是皱了皱眉头，仿佛意识到了什么。
他缓缓走回桌前，轻轻一按盒盖，一阵熟悉的“咔哒”声后，盒内除了几根香烟外，还夹着一张小纸条。
纸条上没有一个字，只有简单几笔的线条描绘，几组短促的箭头，一道波浪形的线路，图的最右端画着一个大大的“叉”。
粟裕的眼神顿时凌厉起来，他认得这种图，这是特工施亚夫独有的“速写体”，专供紧急情报时使用的视觉暗语，直观、精炼，却藏着致命讯息。
他没有多言，转身推门而出，让副官立刻叫回已经散去的会议干部。
不到十分钟，一匹匹战马被重新召集，命令下达各部：所有人员改道返程，不走原定路线，不许用电台联络。
就在新四军干部撤离后的第二日拂晓，南坎镇周边传来日军部队集结的动静。
灰绿色军服的兵团迅速占领沿线要道，几辆搭载重机枪的卡车扬起尘土，从镇北驶入本地的村落。
可他们扑了个空，新四军早已撤离，所有原定行程被彻底打乱。
“他们怎么会知道？”日军第60师团的指挥官小林信男在作战会议上重重地摔了地图。
他不明白，一个如此精密的包围计划，为什么会在最后关头失效。
他不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施亚夫。
投身革命
1915年，施亚夫出生在江苏南通的一个普通家庭，13岁那年，他参加了如皋起义。
很快，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没读过几本书，但记忆力极强。
组织安排他参与南通兵运，打入十九路军，不久便成了这支队伍的“老油条”。
他第一次接触特工工作，就在这支军队里，用一口南通话掩盖身份，靠着几张饭票和半斤糖，换来了一份敌军的后勤布防图。
1933年，施亚夫被叛徒出卖，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国民党的宪兵团将他五花大绑送进南京老虎桥监狱。
狱中的施亚夫没有被铁链锁住信仰，反而学会了克制、隐忍、算计和等待。
也正是这四年牢狱生活，造就了他后来在敌营中“演戏不眨眼”的本事。
1937年，南京上空响起了空袭警报，就在一次轰炸中，老虎桥监狱的一段围墙被炸塌。
火光四起、哨声混乱，施亚夫趁乱冲出牢门，扒上一辆废弃的自行车，绕过重重封锁，一口气蹬回了南通。
回到南通后，施亚夫找到了县委书记谷文显，立下归队誓言，可组织手头拮据，只能给他一把旧手枪，就是这把枪，开启了施亚夫的“重建之路”。
他带着几个老党员、几位工人，凭一腔热血组建了“唐闸工人抗日守土团”，但问题随之而来：没有枪、没有粮、没有人，靠什么打仗？
机会很快出现了，一天，一伙江苏省保安团的逃兵抢老百姓的衣服，准备化装逃跑。
施亚夫得知后，带人拦住他们，笑着说：“衣服可以给你们，但枪必须留下来打鬼子，要是真心抗日，也可以留下来，我们一起干！”
逃兵们犹豫片刻，最终扔下武器、拿上衣服四散而逃，就这样，施亚夫凭着一张嘴、一点胆子，换来了20支步枪和上千发子弹。
有了武器，他开始发动游击战，突袭日军据点、偷袭粮车，甚至潜入日军军火库，搬走几十支枪和两箱子弹。
这些武器像雨水滋润了干涸的土地，他的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从最初的几十人，扩充到三百多人。
也正是在这一阶段，他练就了在敌人眼皮底下“如入无人之境”的本事，为后来的“投敌潜伏”埋下了伏笔。
潜入敌营
1941年春天，南通城的墙壁上忽然贴满了“新布告”，上面赫然写着：“绥靖军第七师正式成立，由施亚夫将军亲任师长。”
落款威风凛凛，盖有红章，字体遒劲，直看得百姓心惊胆战，汉奸伪军一头雾水。
可谁也没想到，这份足以搅动江北伪军高层的布告，背后其实是一出施亚夫自导自演的“大戏”。
更没人想到，这个施师长的“八千兵马”，不过是几个副官用《百家姓》和电话簿凑出来的“纸上军队”。
此时的施亚夫，已奉新四军之命，准备打入汪伪政府内部开展情报战。
但要想混入日伪核心，靠一腔忠诚远远不够，还得演得像，装得真，这一切的第一步，就是得“抬身价”。
于是，施亚夫找到旧相识钱峰，一掏出一笔银元塞到对方手里：“我想见杨仲华司令，请你搭个桥。”
钱峰一听有钱赚，立刻屁颠屁颠前去游说，杨仲华是汪伪“绥靖军”的一号人物，平日最看重的就是“实力”。
听说有人自称手下有八千精兵、掌控南通周边地带，顿时来了兴趣，答应见一面。
在办公室里，杨仲华端起茶碗问：“施师长，听说你带了一支好队伍，到底有多少人？”
施亚夫手指轻轻一扬：“八千！”
“八千？”杨仲华微微皱眉，眼中明显多了几分怀疑。
施亚夫却云淡风轻：“司令放心，都是老南通的子弟兵，知道怎么对付新四军，只等上头点头，就能听令出战。”
杨仲华心知这是句场面话，可人在官场，最忌讳得罪“可能有背景”的人，他不置可否，只说要派人实地考察。
施亚夫早有准备，他让人提前张贴布告、悬挂大旗，甚至雇来街头小贩，装成征兵处的“排队人群”。
紧接着，又借故让记者采访自己，报纸一登：“施师长，南通抗共新锐！”
为了应付“考察团”的亲临，他请人到上海书店买来电话簿、婚礼请帖、丧葬账本，连夜抄写，生生造出一本厚达数百页的“花名册”。
每个士兵有名有姓，甚至连枪械编号都写得井井有条，不过那编号，其实是他把电话号码前后调换编出来的。
考察团成员严济南看得眼花缭乱，一页页翻着，心中虽然疑惑，但又不敢说破。
毕竟施亚夫口口声声自称“奉汪主席令编组部队”，背后说不定真有靠山。
于是，一句“部队太分散，来不及检阅”，便成了逃避调查的通关密语。
没几天，汪精卫下令召见施亚夫，一见面就露出了罕见的笑容：“施师长，年轻有为，南通靠你了。”
不久后，他被正式任命为“绥靖军第七师中将师长”。
之后的将官轮训班中，施亚夫与汪精卫之子汪漫云意气相投，两人同唱京剧、下棋作诗，成了“忘年交”。
自此以后，汪伪政府里但凡有密谈、军事会议、情报集训，施亚夫几乎场场在座。
他身穿中将军服、头戴礼帽，频频在日伪新闻照中露脸，就连“76号”的头子李士群，也开始正眼看他。
孤胆英雄
1942年初夏，日军高层召开密会，计划借“清乡”名义，对新四军苏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
而就在他们悄然调兵遣将时，施亚夫却悄无声息地将十盒香烟分别送往不同的地点。
这是他独特的“物品密码体系”：一盒未满的火柴，代表日军一个小队行动；满火柴则是一个大队。
而若是香烟盒送出，那便意味着敌人准备出动一个联队，甚至更大规模的围剿。
但这次行动却出了岔子，其中一名新接替的联络员，误以为这些香烟是施亚夫送来的“慰问品”，竟将烟盒分发给干部“犒赏”，险些错过整个警示。
施亚夫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亲自带了两位可靠的同志到接头地点重新建立联络，自此再无情报延误。
这场小小的“烟盒危机”也让他更加谨慎，为加强隐蔽性，他开始使用“图画”传递更核心的内容。
那年冬天，南坎会议泄密，日军调集兵力准备伏击返程的新四军高层，施亚夫通过香烟盒发出第一轮预警，苏中军区紧急改道，躲过了一劫。
但施亚夫心里却明白，这种机密层级的行动，若非我方内部泄密，日军绝无可能掌握得如此精确。
于是，他第二次送出情报，这一次，他在香烟盒中夹了一幅图，简洁地勾画出一副电台耳机。
粟裕收到图纸，顿悟，电台出问题？随即展开调查，电报科长很快被查出为日军潜伏特务，就地枪决。
而施亚夫依旧潜伏在敌营中，与日军高官，日伪官员虚与委蛇，位新四军获取情报，直到1944年，他的身份遭到怀疑，才结束潜伏回到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