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证监局一纸行政处罚决定书，让一桩公募基金“微利老鼠仓”案件浮出水面。
据处罚决定书所载，当事人张堃于2014年5月-2023年10月担任公募基金从业人员，2020年5月-2023年10月期间担任三只公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具有基金查询、操作权限，知悉其投资决策、交易执行、持仓情况等未公开信息。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张堃先后实际控制并使用“顾某珍”“谢某春”等共计七个他人名下的证券账户，通过多账户轮换接力的方式规避监管。
其中部分账户与其管理的三只基金发生趋同交易，累计趋同交易金额768.56万元。与此同时，张堃控制使用上述所有证券账户进行证券投资，但事先未向所任职基金公司申报，严重违反了基金从业人员投资管理要求。最终，张堃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股票及未按规定申报个人证券投资，被没收违法所得7.52万元，并处以34万元罚款，合计罚没41.52万元。
这位从业近十年的公募老将，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累计开展768.56万元趋同交易，最终仅实现账面盈利7.52万元，平均每年赚不到1万元。罚单金额是收益的4.5倍，堪称一次“得不偿失”的违规操作。
公开资料显示，涉案的张堃正是诺安基金前基金经理。他于2014年5月加入诺安基金，历任基金经理助理，2023年10月因“个人原因”离职。任职诺安基金期间，张堃先后管理过诺安新动力、诺安先锋、诺安优选回报、诺安优势行业、诺安精选回报等多只混合型基金，管理规模一度达到88.55亿元。从业绩表现看，其任职回报最好的产品为诺安先锋A，收益率达68.01%，同类排名54/971，整体表现并非毫无亮点。但违规交易的时间跨度几乎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从2015年3月到2023年8月，与其在诺安基金的任职时间高度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张堃于2023年10月离职，时隔近三年仍被监管追溯处罚，这也再次印证了在大数据稽查背景下，“离职即安全”的侥幸心理已彻底失效。
张堃案并非诺安基金首例基金经理违规事件。
梳理公开司法判决与监管处罚信息可见，近五年来诺安基金投研条线已有四名核心人员先后触碰法律红线。最早被曝出的是原投资部执行总监兼基金经理邹翔案。2010年3月至2015年1月，邹翔在担任诺安基金投资部执行总监兼基金经理期间，将基金持仓、交易指令等未公开信息泄露给其弟邹某，操控两个私人账户同步开展趋同交易，非法获利高达2355.04万元。案发后，邹翔为谋求撤销案件或从轻处理，先后13次向公安经侦人员行贿共计350万元，最终因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贿罪等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1445万元，违法所得全部追缴。
2024年5月，诺安基金前明星基金经理蔡嵩松、曲泉儒等人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在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堂宣判。蔡嵩松曾凭借重仓半导体板块的激进风格，管理规模在2020年底突破400亿元，一度成为公募基金业内的风云人物。而曲泉儒也曾与张堃共同管理过诺安新动力基金。
接连不断的合规风险，与诺安基金长期以来的发展导向不无关联。作为背靠央企股东的公募机构，公司在规模焦虑下逐步走上“造星+赌赛道”的粗放增长路径，合规风控不断让位于规模扩张诉求。蔡嵩松的爆红是这一模式的典型缩影——2019年至2020年半导体行情中，其管理的产品凭借单赛道极致押注实现规模爆发式增长，为公司带来巨额管理费收入。极致风格被包装为投资能力，净值波动被转化为流量话题，内控约束在规模红利面前不断软化。从经营结果看，这种模式并未带来长期竞争力。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诺安基金管理规模约2003.86亿元，在全市场163家基金公司中排名第43，其中非货币基金规模约759亿元，近年增长相对有限，在2024至2025年科技板块牛市周期中，公司规模与行业排名反而出现下滑，说明流量叙事与赛道赌局的边际效应正在持续衰减。
不过在诸多负面之外，诺安基金亦有其积极的一面。截至2026年二季度末，公司旗下基金数量135只，基金经理31人，管理规模仍维持在约2000亿元水平，在全市场排名第43位。诺安基金官网披露的公司理念为“因诚至信，因诺而安”，强调建立了严格的风险管理体系。面对接连曝出的合规事件，公司能否真正将内控制度落到实处、修复受损的行业信誉，将是比规模增长更为关键的课题。业内人士指出，公募基金的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任何规模增长、业绩排名都不能凌驾于合规底线之上。机构若想实现长期发展，必须自上而下建立合规文化，赋予风控部门真正的独立性与约束力，而非将内控制度停留在纸面上。
全文参考资料：凤凰网财经、新浪财经、公开信息及数据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