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3日，拂晓未明，赤峰东城门外一片肃杀。寒风卷着积雪钻进兵士的棉衣，孙殿英踩着结冰的土路，回头叮嘱副官：“城要守住，能撑多久是多久。”自此，一段激战七昼夜的往事，被后人反复提及，也让这位“东陵大盗”第一次被贴上了“抗日英雄”的标签。
纵观孙殿英的前半生，两个词最贴切：漂泊与投机。1909年，他还是河南永城的一个药材铺学徒，三年后却成了庙道会的“护法”。靠鸦片买卖滚出的本钱，他拉起几十号亡命徒，又给河南镇守使丁香玲送上厚礼，换来副官名义和枪炮数十支。时代混沌，火车头不在轨道上跑，他便干脆自己铺轨。
1926年河南兵荒马乱，孙殿英趁机吞并周边散兵土匪，两年功夫凑出一支上万人的队伍。蒋介石北伐急需兵马，便将这支部队编为第12军，驻防马兰峪。士兵半年无饷，营地骚动，他在军帐里踱了三圈，突然想到二十里外的清东陵。慈禧地宫的金玉珍宝，由数十箱马车运走，白日里行军，夜里搜刮，不到一周就装满了营部仓库。
暴富带来祸端。北平、天津相继查获走私的清宫文物，舆论哗然。孙殿英见势不妙，赶忙把九龙宝剑、夜明珠等“进贡”给南京政府高层，案子便如烟散去。嘴上他还要添一句：“这叫替汉家子孙出气。”敢做不认，算得上江湖手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长驱直入，张学良被迫退守关内。1933年初，日军南下，热河告急。张学良抽调第41军驰援，军长正是孙殿英。这一次，他似乎按下了浮萍般的天性。兵发途中，他勒令全军不得扰民，所经乡镇，买卖必付现银，还自掏腰包给百姓赈济。
赤峰被围的第三天，城区火光冲天，炮火震塌了无数屋檐。孙殿英亲自登上东门箭楼，指着远处的日军阵地，喊道：“弟兄们，死也要死在城上，不准后退！”日军以坦克强攻，国军连夜架起机枪，巷战胶着。外界只知打了七天七夜，却少有人记得第五夜的雪，扑面而来掩住了血迹，也掩住了逃跑的路。
最终，由于兵力、火力悬殊，守军被迫后撤围场一线。热河失守，可那七天的血战却在《大公报》等媒体上疯狂传播，孙殿英一夕之间从“东陵盗贼”变作“民族义士”。这也成为他此后多次翻云覆雨时的最大政治资本。
好景不长。中原大战、绥远混战、华北易手，孙殿英屡屡“择高枝”仍难觅归宿。1933年秋，他挥师西进欲伺机自立，却被“四马”联军逼得粮尽械缺，仓惶窜至山西，又被阎锡山轻松收编。蒋介石随后剥夺其军权，孙只得蛰伏晋祠，暗自筹划东山再起。
转到1936年，北平市长宋哲元出人意料地向孙殿英伸出橄榄枝，授其察北保安司令。然而卢沟桥枪声一响，北平失守，他的司令部成了空架子。孙殿英另起炉灶，在房山收容散兵、地痞、难民，勉强拼凑万人，改头换面为“冀北民军”。一番斡旋后，他通过戴笠递上“见面礼”，重返国民政府序列，获封陆军暂编第五军军长。
表面抗战，骨子里算盘不停。1943年4月，太行山会战被日军重兵合围，他先是抵死抵抗，见势不妙却挥白旗，随即在新乡接受伪职。讽刺的是，这个汉奸暗地里又给刘邓大军运过枪，还放行过八路军的伤员。
1945年日本投降，他再度加盟南京政府。两年后，战局逆转，他被派驻河南汤阴，妄想堵截华野部队。1947年4月，刘伯承、邓小平“外线歼敌、围点打援”，汤阴守军孤立。巷战初起，孙殿英站在城楼，抖了抖烟枪，低声嘀咕：“这回怕是走投无路了。”数日后，城破，他被俘。
对这位“多面人生”的战俘，华野高层给出了出乎外界意料的处置。考虑到他在热河浴血、以及暗助我军的记录，决定不予处决，只关押审查，并特准留一名勤务兵照料起居——这是普通被俘将领绝无仅有的待遇。
关押期间，孙殿英屡次自请立功赎罪，希望能为新中国出力，终因战事胶着无从安排。多年的鸦片毒瘾折磨着他的肺和肠胃，“烟后痢”让他日渐羸弱。军医会诊后判定中枢神经已受不可逆损害，只能减轻痛苦。
1947年9月30日夜，风雨交加。看护的卫士回忆，他最后握着一串念珠，喃喃着“对不住东陵、也对不住这天下”，便倚枕而逝，终年63岁。
如果说热河七日鏖兵是他一生最亮的烟花，那么东陵盗宝与汉奸罪名则是无可辩驳的阴影。中国近现代史的舞台上，孙殿英的身影闪烁游移，几番易帜，几度改旗。有人叹他能征惯战，有人斥他背信弃义，更有人在意那份“俘虏待遇”的特殊：战乱年代，宽容与惩戒并存，或许才是历史真正的冷峻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