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0月15日清晨，秋雾漫过武昌蛇山。江风猎猎，汽笛声穿过雾气，扑向刚刚落成的武汉长江大桥。毛主席一行登桥查看最后的收尾工程，兴致盎然。桥身犹如钢铁巨龙横卧长江，两岸人群夹道欢呼。就在这样的喜庆氛围里，一句近乎不合时宜的汇报，把气氛骤然凝固。
陪同的干部小声说道：“王盛荣已被判死刑。”短短十个字，如冰渣落地。毛主席的手微微一颤，眉头蹙起，随即抬头：“立刻放人！结果马上报告我。”声调不高，却掷地有声。随行人员意识到事态严重，纷纷低头应是。桥面风大，那一刻却只有一句命令在回荡。
不少人疑惑：主席为何不问缘由便救人？答案要到战火纷飞的赣南去寻找。时间回拨到1932年冬天。那时，王明“左”倾冒进，已将毛泽东排挤出中央核心，让他在江西乡间带病调研。苏区中央机关忽传急讯：紧急会议即将召开，须请毛泽东速返。传令任务落到了26岁的王盛荣肩上。
他带着一个排夜行百里，翻山蹚水，两日未阖眼。抵达小村时，才知毛泽东的住地被地方反动民团包围，枪声响成一片。王盛荣二话不说，提起那支“黑面”驳壳枪，循着硝烟冲进村口。巷道狭窄，火光闪烁，他扑进民团背后，声嘶力竭地吼了一嗓子：“我们来了！”对方猝不及防，回头之际，他已连扣扳机。火舌一闪，几名团丁倒地，包围圈瞬间乱了套。
毛泽东当时因痔疮复发，走路都吃力。王盛荣丢掉步枪，单手托住主席的腰，另一手挥枪驱散敌人，半拖半抱，穿过菜地和竹林。子弹噗噗打在泥里，火光映着两人狼狈的身影。等安全抵达山脚，王盛荣汗水与血水杂糅，却第一句仍是：“主席，赶紧上马，咱们得按时回去开会。”这一救，救下的不只是一个人，更可能是此后几十年的中国革命方向。
王盛荣1907年生于武昌汉阳门外，家中以撑船搬运为生。13岁进砂轮厂，童工的油腻饭盒陪他熬过无数通宵。穷孩子的成长账本里，写满苦味。1926年春，他在项英组织的工运讲习所里第一次听到“工人无祖国，工人有世界”的口号，血脉贲张，当晚就报了名。先是共青团，旋即转为党员，负责地下交通。那一年，他才19岁。
1927年，八七会议在汉口秘密召开。王盛荣受命担任外围警卫。大雨滂沱，巷弄泥泞，他抱着驳壳枪守在暗角。会议安全结束，他才拍拍湿漉漉的军装，送走最后一位代表——那人正是毛泽东。从此结下交情。
1933年，临时中央经费告急，两次秘密送款都被叛徒卷走。危急中，邓颖超将装有3.5万美元的木箱交给王盛荣，千叮咛万嘱咐：“此事系关全局，只能成功。”沿粤汉铁路再转香港，他躲过数次搜查，硬是把钱箱原封不动交到陈云手里。上海党组织得以续命，这趟险路后来被称作“钢铁运钞线”的开端。
长征后，陕北会宁会师。中央着手整编部队，王盛荣奉命接收红四方面军文工团青年，并在窑洞里与副团长赵明珍相识。草地风尘未散，军号声中两颗心迅速靠近。“如果我再来找你，你会同意吗？”他小声问。姑娘一笑：“你是团中央来的，我怎敢不应？”婚后第二年，他们的长子在延安呱呱坠地。
抗战爆发。西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王盛荣辗转豫鄂边区。山间土匪盘踞，他以老四方面军的乡情做文章，劝降、收编，组建游击队。很多后来打出名头的新四军小股武装，最初就是他掰回来的散兵游勇。期间，他还以长江局高级联络身份，同地方绅士、国民党上层周旋，捞取情报，巧劲十足。
解放后，中央急需在重工业领域补课。1950年3月，周总理派他出任重工业部副部长，交代“用一年搞定一万吨钨砂出口”。那年国内矿山刚恢复生产，设备七零八落，这份指标几乎是天方夜谭。恰逢香港市场囤有国民党冻结的千吨存货，他果断请示，总理批准后，以换取设备为切口，盘活了产业链。可惜，这场大胆操作触及既得利益，数年后有人翻旧账，把“私运外汇”“里通香港”等帽子一起扣下。1957年，湖北高院下达死刑判决，理由是“里通外国，贪没公款”。
案卷呈上中南海。毛主席在批示页只写六字：即刻释放，速报。他记得那晚赣南的火光与王盛荣浑身的血，还记得十几年来对方的忠诚与干练。很快，刑场的脚步声被命令截断，王盛荣从看守所被接回。复查组用了三个月厘清事实，所谓贪污、通敌不攻自破。
1960年，王盛荣出任湖北省冶金厅副厅长，级别副省。对外人，他极少谈及旧事。女儿想为他写回忆录，他挥手：“写它干啥？那都是份内事。”老工人出身的质朴没有因官职而褪色。夫人赵明珍后来当了外贸局局长，坚持上下班步行；家里孩子求购票，他只说一句：“自个儿排队。”
有人感叹他坎坷，他却淡淡答道：“命硬而已。”2006年，百岁高龄的王盛荣在武汉病逝。讣告很短，几行字，概括一生：湖北渔家子——童工——红军——护送3.5万美元——抗日收编游击——新中国重工启蒙者。历史长卷中，他似一条隐去署名的注脚，可知情者都明白，如果当年赣南那声突兀的“喂”，没有及时响起，中国革命的走向或许真的会不同。这也正是毛主席在武汉长江大桥上那一声“立即放人”的真实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