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去年八月十五前后的事儿了，医院走廊里飘着消毒水的味儿，混着窗外槐树叶被晒蔫了的青涩气息。我蹲在地上，膝盖磕在冰凉的瓷砖上，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死死拽着我男人裤腿的边儿。
"建国，我求求你，我才二十六，我不想死啊……"
我叫秀芹，那年刚过完二十六岁生日没多久。三个月前，我总觉得肚子坠得慌，腰也酸，以为是头胎落下的毛病，谁知道一查，卵巢癌晚期，已经转移了。
主治医生姓周，是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他把我男人李建国叫到办公室，关上门说了得有四十多分钟。我隔着那扇磨砂玻璃门，看见我男人的影子，背一会儿弓起来，一会儿又直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反复地按下去、拽起来。
等他出来的时候，眼圈是红的，可眼神却怪得很，躲躲闪闪，不敢看我。
"秀芹，咱回家吧。"他蹲下来，声音哑得像砂纸磨木头，"医生说……治不好了，做手术也是白受罪，钱花了，人也留不住。"
我当时脑袋里"嗡"的一声，耳朵里像塞了棉花。窗外有知了在叫，一声一声地往人心里钻。
"啥叫白受罪？周大夫不是说还能试试靶向药吗？"我抓着他的胳膊，指甲都掐进他肉里了，"建国，咱有钱，咱家不是还存着给娃上学的那笔钱吗？还有咱那套小两居，卖了也能凑出来啊！"
我男人把脸扭到一边去，喉结上下滚动了好几下。
"秀芹，娃才两岁，那钱不能动。房子卖了，咱娘俩，不，咱爹俩往哪儿住？"
他说"咱爹俩"那三个字的时候，我心口像被人拿锥子狠狠扎了一下。
原来在他心里，我已经是个死人了。
我婆婆王桂兰也从外头进来了，手里还拎着一个保温桶，里头是她炖的小米粥。老太太六十出头，平日里待我也算和气，这会儿见我跪在地上，叹了口气，把保温桶往窗台上一搁。
"秀芹啊，妈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她蹲下来，粗糙的手抚着我的头发，"人这一辈子，生老病死都是命。建国还年轻，娃也还小，咱不能为了一个治不好的病，把一家子都拖垮了，是不是这个理儿？"
我抬起头看着她，看着她眼角那些深深的皱纹，看着她嘴角那一丝几乎察觉不到的、像是松了口气的表情。
我突然就明白了。
在她们眼里，我这条命，已经不值当再花那个钱了。
那天晚上，我被拉回了家。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屋娃在哭闹，听着我男人在客厅里打电话。
他压低了声音，可那话还是一字一句飘进我耳朵里。
"哥，那事儿你别急……等秀芹走了，我这边就把手续办了……对，桂英那边我也跟她说好了，她愿意带着她那个闺女嫁过来，对咱娃也好……"
桂英。
我嫂子娘家的表妹，去年离了婚，带着个三岁的女娃。过年的时候来我家串门，给我男人夹菜，眼神黏糊糊的，我当时还笑话她没正形。
原来不是没正形。
原来早就有这一出了。
我捂着嘴，眼泪止不住地往枕头上淌，那枕巾是我结婚时娘给我绣的鸳鸯戏水，这会儿被泪水浸得发了潮，散发出一股子陈年棉花的霉味。
第二天一早，我趁着家里没人，揣着身份证和户口本，自己打车去了医院。我找到周大夫，"扑通"又跪下了。
"周大夫，您救救我，我不想死。我自己签字，我自己治。"
周大夫赶紧把我扶起来，叹了口气："姑娘，你这病……说实话，靶向药加上化疗，能争取个一两年，但不能根治。你想清楚了？"
"一年也行，半年也行。"我抹了把眼泪，"我闺女才两岁，我得多看她几眼，多抱她几回。我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走了，让别的女人住我的房，睡我的炕，养我的娃。"
我把结婚时的金镯子、金项链全当了，又给我娘家哥打了电话。我哥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听说这事儿，连夜坐火车赶过来，把他存了半辈子准备给侄子娶媳妇的八万块钱，全塞我手里了。
"妹子，治！砸锅卖铁也得治！"我哥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攥着我的手，"咱不靠那没良心的！"
李建国知道我自己跑去治病，气得在病房里摔了暖水瓶，碎瓷片溅了一地，水汽腾腾地往上冒。
"李秀芹你是不是疯了？这钱打了水漂你知道不？"
我靠在病床上，头发已经因为化疗掉了一半，可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李建国，咱俩离婚吧。"
"房子归我，娃归我。你跟你那个桂英，爱上哪儿上哪儿。"
他愣在那儿，半天没说出话来。
如今一年过去了，我还活着。虽然瘦得脱了形，虽然每个月还得去化疗，可我闺女会喊妈了，会扑到我怀里给我擦眼泪了。
我娘家哥在小区门口给我支了个早点摊，卖豆腐脑和油条。每天天不亮我就起来帮忙，闻着那股子热腾腾的豆香味儿，我就觉得——
活着，真好。
哪怕只多活一天，也比那些早早就把我"埋了"的人，强一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