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李宗仁回忆录》（唐德刚整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朱德传》、《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红军长征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百度百科"长征""湘江战役""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等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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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北京首都机场的停机坪上，一架从大洋彼岸飞来的客机缓缓滑行停稳。
舷梯搭好，从机舱走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他身着中山装，步伐沉稳，只是两鬓霜白、面容枯槁，带着十六年海外流亡留下的印记。身后，工作人员跟着行李，记者和摄影师举起了相机。
这个人叫李宗仁。
他是广西桂平人，出生于1891年。年轻时从军，凭着过人的军事才能，一步步从一个小兵走到了桂系军阀的核心位置。
北伐战争中，他率桂军一路北上，打下了不少硬仗。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台儿庄指挥了一场让日军颇为头疼的战役。
1948年，他当上了中华民国代总统。1949年，大局已定，他辗转出走，先到了巴基斯坦，后去了美国，在异乡一住就是整整十六年。
1965年，他回来了。
回国后不久，李宗仁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话过程中，有人问起了他对长征历史的看法。
李宗仁沉吟片刻，说出了一番话，大意是：红军长征能够最终成功，蒋介石在这个过程里，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这番话后来被记录在唐德刚整理的《李宗仁回忆录》里。
说这话的时候，距离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李宗仁走过了那个时代最激荡的历史现场，见过太多刀光剑影，也见过太多心机算计。他说出的这个判断，是经历了漫长岁月沉淀之后的观察。
这番话背后，究竟指向了哪些历史事实？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把1934年到1936年那段历史，从头捋一遍。
【一】第五次反围剿：一场打法失当的败仗
1933年9月，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
这一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如何彻底消灭中央苏区的红军力量。前四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让蒋介石颜面尽失。这一次，他下定决心要打一场不一样的仗。
会议上确定了新的战术方针：不再贸然长驱直入，而是采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的打法。具体做法，是在苏区外围大规模修筑碉堡和封锁线，一道一道往里推，同时切断苏区的粮食和物资供应，让根据地慢慢枯竭。
这套方案，来自蒋介石从德国请来的军事顾问汉斯·冯·塞克特。
塞克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军队的重要人物，在欧洲军事界颇有声望。他向蒋介石提出的这套碉堡战术，在正规军对抗游击队的场景下，确实有相当的杀伤力。
参与第五次围剿的兵力，规模远超前四次。据《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记载，国民党军在江西方向投入的正规军约五十万人，另有地方保安团等协助，整个包围圈从四面八方向苏区内部收紧。
彼时主持中央苏区军事工作的，是两个人。
一个是博古，本名秦邦宪，当时是中共临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时年二十六岁，在苏联学习过理论，但缺乏实际军事指挥经验。
另一个是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员，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本人有过一些军事培训背景，但对中国地形和红军的实际情况并不熟悉。
两人联手，把红军的作战方式从此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改成了正面阵地对抗的"正规战"。阵地守与不守、城池失与不失，成了衡量战局的主要标准。
这套打法，遭到了当时红军内部不少有经验的指挥员的质疑，但在当时的决策机制下，质疑的声音被压了下来。
结果是一溃再溃。
苏区的面积，从鼎盛时期的五万余平方公里，被一点点压缩。碉堡线不断向内推进，苏区与外界的物资联系被切断，粮食、药品、武器弹药的补给日益紧张。
1934年4月，广昌失守。
广昌是中央苏区北部的重要门户，战略意义极为重要。为了守住广昌，红军投入了大量兵力，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长达十八天的硬碰硬拉锯战。最终，广昌还是丢了，红军伤亡惨重，国民党军的损失也不小，但阵地还是易手了。
广昌一丢，瑞金方向就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军的攻击正面。
当时在苏区工作的伍修权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广昌失守之后，苏区内部人心浮动，大家都清楚，局面已经很难支撑下去了。
到了1934年夏天，形势持续恶化。苏区面积不断缩小，红军在各个方向的阵地都承受着巨大压力，粮食征集越来越困难，兵员补充也日益艰难。
这种情况下，战略转移成了不得不面对的选项。
1934年10月，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准备，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从江西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向西突围，拉开了长征的序幕。
出发时的兵力，《红军长征史》给出的数据是约八万六千人。除了作战部队，还有大量随行人员，包括各类机关工作人员、伤病员，以及数量惊人的辎重物资。印刷机、铸造设备、各类文件档案，凡是能搬走的，几乎都搬上了担架和独轮车。
这支行动迟缓的队伍，要穿越国民党军的重重封锁，向西寻找生路。
国民党军显然已经察觉了红军有大规模转移的迹象。在红军突围之前，蒋介石就开始在湘江一线预设阵地，等待红军钻进包围圈。
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一带，被红军强行突破。
第二道封锁线，在广东仁化城口一带，同样被突破，但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因为大量辎重严重拖累了行军节奏。
第三道封锁线，在湖南郴县、宜章一带，红军花了更多时间才冲过去。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前面等着。
第四道封锁线，设在湘江一线。那里是国民党军精心布置的死局。
【二】湘江战役：五昼夜撕开的血色口子
1934年11月下旬，红军接近湘江。
湘江发源于广西兴安，向北流入湖南，是红军西进必须渡过的一道天险。在这里，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他认为万无一失的口袋阵。
参与这次围堵的兵力，相当可观。
何键指挥的湘军，是从东面追来的主力追剿部队；薛岳率领的追剿军，一路紧咬不放；桂军李宗仁、白崇禧部，则被安排在湘江西岸的全州、兴安一带，负责封堵红军渡江之后的去路。
理论上，这三路兵马一旦合围到位，红军就算硬冲也很难全身而退。
红军的行军速度，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如果能在国民党军合围之前抢渡湘江，还有一线生机；一旦被困在湘江东岸，三面合围之下，后果不堪设想。
1934年11月25日，湘江战役正式打响。
担任先锋的是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他们的任务，是抢占湘江各渡口，同时在两岸扼守阵地，给中央纵队和大量辎重渡江争取时间。
全州一带是整个防线的核心。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的战士们，以极快的速度赶到界首渡口，发现渡口尚未被桂军完全封堵，立刻抢占了阵地，控制住了这个渡口。
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在光华铺、脚山铺一线，与随后赶到的国民党军展开了惨烈的阻击战。
阻击战的惨烈程度，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料。
国民党军凭借兵力优势和较好的武器装备，一次次向阵地发起冲击。红军战士依托地形死守，打光了子弹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很多阵地都是一寸一寸地用人命堆出来的。
中央纵队的渡江速度，严重受制于辎重太多。数以千计的担架队、运输队，在湘江两岸的小路上排成长龙，渡江的速度远远跟不上战场形势的变化。
战役一直持续到1934年12月1日。
整整七天七夜的战斗，代价是极为沉重的。
《红军长征史》记载：湘江战役结束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约八万六千人，锐减到约三万余人。减员超过五万，其中既有战斗牺牲的，也有因辎重压力被迫丢弃或就地解散的地方部队，还有大量在混乱中失散、被俘的人员。
这是长征历史上伤亡最集中、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战后，当地流传下来一句话："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这句话被多位亲历者和历史学家引用，成了那场战役留给这片土地的记忆。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的兵力已经大幅削减，但依然保住了基本的军事骨干。
然而，这场惨败之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被后来的一些历史研究者反复提及：桂军在全州至兴安一线的动作，比预期的要慢。
这个"慢"字背后的原因，是湘江战役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长期争议点。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对这一段有过相当直白的叙述。他说，白崇禧当时判断，如果桂军全力出击，把红军彻底堵死在湘江东岸，中央军就会以"追剿"为由大规模进入广西，这对桂系来说是极大的威胁。两害相权取其轻，让红军渡江离开，比把中央军引进广西要合算得多。
这个叙述，是李宗仁对自己亲历历史的说明，收录在《李宗仁回忆录》中，并非后人臆测。
湘江战役结束后，博古和李德的指挥方式已经让红军内部积累了极大的不满。
伍修权、王稼祥等人在行军途中的交谈，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必须改变现有的军事指挥方式。
这股力量，在接下来的遵义，找到了爆发的出口。
【三】遵义会议：三天会议改变了后来的走向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占遵义城。
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座中等城市，当时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城里有完整的街道和建筑，对于已经在山地行军数月、几乎断绝休整机会的红军来说，这里是一个难得的喘息之地。
红军进城后，立刻着手进行补给、休整和伤病员救治工作。与此同时，一场事关红军命运的会议，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老城琵琶桥附近的一栋二层楼房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这栋房子，是当时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建筑风格中西混合，会议就在二楼的会议室里举行。
与会人员包括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红军主要指挥员，共二十人左右，各方史料的名单略有出入，但核心人员基本一致：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以及博古、李德等人。
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
博古先做了报告，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解释。
他把失败原因主要归结为客观因素，比如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国际形势不利等，对主观指挥上的问题着墨不多。
随后，张闻天做了一个措辞尖锐的发言，直接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个发言后来被称为"反报告"，点名批评了放弃游击战、实行阵地战的错误方针。
王稼祥、毛泽东、彭德怀等人随后发言，基本上支持了张闻天的判断，对博古和李德的指挥进行了批评。
周恩来的发言，在整个会议中起到了关键的平衡作用。他承认了自己在军事上的主要错误，同时肯定了张闻天报告的正确性，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铺平了道路。
李德在会议上进行了自我辩护，但他的说法并未获得与会者的认可。
会议持续了三天。
最终的结果，据百度百科"遵义会议"词条及《红军长征史》的记载：博古不再负责军事工作，由张闻天接任中共中央总负责；毛泽东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并在随后成立的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负责具体军事工作，与周恩来、王稼祥共同组成最高军事决策机制。
李德被解除了军事顾问的实际指挥权，此后虽仍随军行动，但不再参与核心决策。
遵义会议在中共历史上的地位，后来被总结为"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
从军事指挥的角度看，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作战方式发生了明显变化：不再执着于守住阵地和城镇，而是重新回到灵活机动的游击打法，以运动中歼敌为主要目标。
这种变化，在接下来的四渡赤水行动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四】四渡赤水：一场耗时三个月的运动战
遵义会议之后，摆在红军面前的，是如何打破眼下的困局。
蒋介石获悉红军在遵义休整的消息后，迅速调兵。薛岳部从东面逼近，周浑元部从北面压下来，川军在北面的长江一线严密布防，防止红军渡江进入四川腹地。
整个贵州北部，国民党军的兵力密度迅速提高。
红军必须找到一个突破口。
这就是后来史书上记载的"四渡赤水"的历史背景。
第一次渡赤水河
1935年1月29日，土城战斗失利后，红军决定西渡赤水河。
土城，位于今贵州赤水市境内。1935年1月28日，红军在土城与川军郭勋祺部发生交战。战斗打响之前，红军方面得到的情报是，郭部约有四个团的兵力，红军以优势兵力出击，本应稳操胜券。
然而，实际情况与情报出入极大。郭部的真实兵力远超四个团，而且援军很快赶到，战斗形势迅速逆转。
硬打下去损失太大，红军果断放弃了在土城歼敌的计划，于1月29日从猿猴场、土城一带渡过赤水河，向西进入川南地区。
这是第一次渡过赤水河。
进入川南之后，红军尝试向北打开通道，争取渡过长江进入四川腹地。但川军的防守相当严密，各个渡口均有重兵把守，红军几次试探均未能成功突破。
与此同时，贵州方向的消息传来：因为红军主力进入川南，贵州中部地区的国民党军兵力相对空虚。
这是一个机会。
第二次渡赤水河
1935年2月18日至21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一带东渡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
渡河之后，红军迅速向遵义方向推进。2月25日，红军再次攻占遵义城，随即在遵义周边展开了一场主动进攻战。
遵义战役，是长征途中红军取得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胜利。
战役的核心是在娄山关、遵义一带对国民党军吴奇伟部的打击。吴奇伟所部两个师，在战斗中被红军分割歼灭，损失惨重。据《红军长征史》记载，此役歼灭和击溃国民党军约两个师，俘敌约三千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是长征以来红军取得的最大一次作战胜利。
遵义战役打完，红军士气大振。
然而，形势并不允许长时间停留。蒋介石调集的援军正在向遵义方向集结，红军在遵义周边的地形上难以长期坚守。
第三次渡赤水河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红军再次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
这次渡河，是一次主动的战略调动。目的是将国民党军主力从贵州方向引向川南，为下一步行动创造条件。
果然，国民党军的主要追击力量随之向川南转移，贵州方向的防守压力随之减轻。
第四次渡赤水河
1935年3月21日至22日，趁国民党军主力西移之际，红军迅速行动，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四渡赤水河，重新进入贵州。
随后，红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贵阳是贵州省会，蒋介石当时就在贵阳坐镇指挥。红军的这个动作，让蒋介石颇为紧张，急忙从各处抽调兵力向贵阳集中。
而红军并没有真的打算攻取贵阳，这不过是一个调虎离山的动作。
趁国民党军注意力集中在贵阳方向之际，红军主力迅速向西南方向转移，向云南疾进。
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从1935年1月下旬到3月下旬，历时约两个月，红军在赤水河两岸的贵州、四川边境地带来回机动，行程约两千余里。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分析，四渡赤水之所以能够得手，有几个客观因素不可回避。
第一个因素，是川黔两省军队之间的协同问题。
川军的核心任务是防止红军进入四川腹地，因此始终将主要兵力集中在长江沿线各渡口。而黔军实力较弱，在遵义战役中损失惨重，剩余部队根本无力进行有效追击。
两支军队之间的防区交接地带，存在明显的空隙，而这个空隙，成了红军反复利用的机动空间。
第二个因素，是薛岳部追击的节奏问题。
薛岳所部是整个追剿行动中追击最为积极的一支力量。但薛岳部本身来自广东，进入贵州作战，补给线绵延数百里，后勤压力相当大。
加上贵州山区的道路条件极差，重装备的行进速度远不如轻装行动的红军。每当红军完成一次渡河机动，薛岳部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追击方向的调整。
第三个因素，是各路追剿部队之间的协调机制问题。
薛岳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川军各部，分属不同的指挥体系，行动协调依赖电报和上级统一调度。
在山区作战、电报联络时常中断的条件下，几支部队同步合围的难度，远比平原地区要大得多。
《红军长征史》中对各路追剿部队的行动时间和位置有详细记录，多次出现追击方向调整迟滞、各部之间出现空隙的情况。
这三个因素叠加在一起，给了红军反复机动的空间。
当然，红军自身的判断和行动速度，是四渡赤水成功的核心因素。准确把握国民党军的部署漏洞、果断决策、快速行军，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但战场从来不是单方面的棋局，红军的每一次机动，都需要对方的失误或迟缓来配合才能奏效。
四渡赤水之后，红军跳出了贵州方向的包围圈，向云南方向急进。
【五】云南、金沙江与大渡河：连闯三关的代价
离开贵州，进入云南，红军面对的是新的地形和新的对手。
云南的情况，和贵州截然不同。
贵州的黔军，在红军面前几乎是一触即溃，战斗力极为有限。云南就不一样了。龙云自1927年起主政云南，经营了将近十年，建立起相对稳固的地方政权。滇军有实际的作战经验，战斗力在西南各省的地方军阀部队中属于较强的一档。
按照正常的判断，红军进入云南，应该遭遇比贵州更强的阻击。
然而，实际情况却出现了一个让后来的历史研究者颇感兴趣的转折。
1935年4月下旬，红军从贵州进入云南后，先后经过曲靖、寻甸一带，随即向昆明方向做出佯攻姿态。
昆明是云南省会，龙云的核心地盘。红军一旦逼近昆明，龙云自然要把主要兵力调回来保护省城。
这个佯攻的效果，超出了预期。
龙云果然将注意力集中在昆明方向的防守上，而红军则趁机绕道向北，奔向金沙江渡口。
金沙江是云南境内的一条大河，水流湍急，两岸是高耸的山峦，渡江难度极大。但这里有一个特点：一旦渡过金沙江，就进入了四川境内，彻底脱离了云贵方向追兵的直接追击范围。
红军选择的渡江地点，主要是皎平渡（今云南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境内）和洪门渡两处。
据《红军长征史》的记载，皎平渡一带的渡船极为有限，全部加起来不过数条木船，每次只能渡过有限的人员。三万余人的大部队，就靠着这几条木船，日夜不停地轮渡。
从1935年5月3日开始渡江，到5月9日全部渡完，前后花了整整九天。
这九天里，追兵没有赶上来。
渡过金沙江，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脱身。
但等待红军的，还有下一道险关——大渡河。
大渡河，是四川境内的另一条大河。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条河有一个沉重的历史记忆：1863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在大渡河边被清军围困，全军覆没。这段历史，当时的红军指挥员都清楚。
1935年5月中旬，红军接近大渡河。
国民党军方面显然也意识到了大渡河的战略价值，开始在大渡河沿岸集结兵力，试图把红军堵在河南岸。
1935年5月25日，强渡大渡河的战斗打响。
渡河地点选在安顺场。担任强渡任务的，是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率领的十七名战士。他们乘坐一条木船，冒着对岸守军的火力，强行渡过了大渡河，在北岸建立了立足点。
强渡安顺场成功了，但随即遇到了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安顺场一带能找到的船只极少，按照这个渡河速度，全军渡过大渡河需要数月，根本不可能。
形势不允许拖延。
于是，另一支部队奉命以急行军的速度，向上游的泸定桥方向疾进。
泸定桥，是一座建于清代的铁索桥，位于泸定县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桥的结构由十三根铁链构成，正常情况下铁链上面铺着木板，行人可以走过。
守军为了阻止红军过桥，提前将桥上的木板全部撤去，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链悬在大渡河上方，两头固定在两岸的桥塔上。
1935年5月28日，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以一天一夜强行军约二百四十里的速度，赶到了泸定桥西岸。
次日，1935年5月29日，飞夺泸定桥的战斗打响。
担任突击任务的是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的二十二名突击队员。他们手持武器，腰挂手榴弹，踩着光溜溜的铁链，在守军机枪火力的压制下，一步一步爬过了大渡河。
后续部队跟进，重新铺好木板，大部队随即过桥。
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的史实，见于《红军长征史》《朱德传》等多部史书，百度百科"飞夺泸定桥"词条中有详细记载，廖大珠、王开湘、杨成武等关键人物的姓名均有明确史料记录。
过了大渡河，红军面临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性质的考验。
不是子弹，是自然。
从大渡河向北，是海拔动辄四五千米的高山，以及极端恶劣的高原气候。1935年6月，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
夹金山海拔约四千多米，山顶终年积雪，气候多变，即便是在六月，山顶的气温也可以骤降到零度以下。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南方，衣着单薄，没有任何高山作战的经验和装备。
翻山的过程中，有人因为高原反应倒下再也没有起来，有人走着走着就陷进了雪地里，有人在山顶的风雪中永远停下了脚步。
一座座雪山就这样被翻了过去，一条条生命也永远留在了那些山上。
翻越雪山之后，1935年8月，红军进入了松潘草地。
松潘草地，位于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内，是一片面积约一万五千平方公里的高原沼泽地带，平均海拔三千五百米左右，常年气候湿冷，地表之下是大片沼泽泥潭。
草地里几乎没有可以食用的食物，粮食严重匮乏。
红军战士以野草、草根、树皮、皮带充饥。缺乏御寒衣物，很多人在夜晚的低温中靠彼此依偎取暖。草地的地面看起来平整，但走在上面随时可能踩进泥泞的沼泽，一旦陷入，挣扎只会越陷越深。
过草地牺牲的人数，无法精确统计。
这一段历史，与军事博弈无关，是自然环境对人体极限的考验。走过草地的人，每一步都是用体力和意志撑出来的。
就在这段艰难跋涉的过程中，红军内部又爆发了一场严重的路线之争。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县）会师。两支队伍会师之后，张国焘与中央之间，在下一步行动方向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张国焘主张南下，回到川康边区重建根据地；中央则坚持北上，前往陕甘地区。
这场分歧，最终导致了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道扬镳。张国焘率部南下，此后遭遇了极为惨重的损失。
这一段历史，是整个长征过程中内部矛盾最为尖锐的一段，其历史细节和各方责任的评价，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然而，就在这些艰险跋涉与内部风波之中，一个始终被遮盖在历史帷幕后面的事实悄然浮现——那些年，那些本该将红军彻底斩断于西南群山之中的大人物们，究竟为何一再错失了机会，当李宗仁说出那句话时，听者无不倒吸一口冷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