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明天就去镇上把证领了，谁不离谁是孙子！”
伴随着“哐当”一声脆响，一只粗瓷大碗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溅起的菜汤落在了姑父陈建平那双沾满泥灰的解放鞋上。姑姑林娟的嗓门尖锐，穿透了闷热的夏夜，连院子里树上的知了似乎都被震得停止了鸣叫。
这样的争吵，在他们家那个有些破旧的小院里，已经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姑姑是个要强的女人，年轻时模样标致，十里八乡也有不少人上门提亲，最后却偏偏看中了老实巴交、手脚勤快的姑父。
那时的姑姑以为，只要男人肯干，日子总能好起来。可现实是一把钝刀子，一点点磨平了她的心气。姑父是个木匠，手艺虽然精湛，但为人木讷，不会逢迎，在这个流水线家具逐渐兴起的年代，他那些慢工出细活的手作越来越没人买账。
眼看着周围的邻居翻修了砖瓦房，买了摩托车，姑姑家那几间漏雨的土坯房就显得格外扎眼。贫贱夫妻百事哀，姑姑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大。从一开始的抱怨，到后来的指桑骂槐，再到后来，几乎每天都要把“离婚”挂在嘴边。她嫌姑父没出息，嫌他挣不来钱，嫌他三脚踹不出一个响屁。
每次姑姑发火，姑父总是沉默。他习惯性地蹲在门槛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皱巴巴的劣质香烟，点燃后深深吸一口，任由烟雾在眼前缭绕。他不还嘴，不辩解，只是那双粗糙的手会微微发抖。这种沉默，往往会让姑姑更加愤怒，她觉得这是一种无声的蔑视和反抗。
那天晚上的争吵，是因为表弟要交高中的住宿费，家里却连这几百块钱都凑不出来。姑父白天去镇上找人借钱，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姑姑急了眼，把家里能砸的东西砸了一半，指着姑父的鼻子骂他窝囊，说自己倒了八辈子血霉才嫁给他。
姑父那晚反常地没有抽烟。他蹲在地上，默默地把碎瓷片一片片捡起来，然后他站起身，看着满脸泪水和怒容的姑姑，声音出奇地平静：“行，我走。不碍你的眼。”
姑姑以为这只是一句赌气的话，冷笑一声：“你走？你兜里比脸还干净，你能走到哪去？你要是出去了还能混出个人样，我林娟的名字倒过来写！”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姑姑醒来时，发现身边的床铺已经凉了。堂屋的八仙桌上压着两张一百块钱，他的那套木匠工具还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但他平时穿的那两件旧衣服，还有那个军绿色的帆布包，都不见了。
姑姑看着桌上的钱，心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又被要强的自尊心压了下去。她咬着牙对来串门的我妈说：“随他去！出去饿上三天，就知道家里的热乎饭好吃了。他那个窝囊样，我看他能硬气到几时！”
可是，姑姑猜错了。姑父没有在三天后回来，也没有在一个星期后回来。
头一个月，姑姑还强撑着面子，逢人便说陈建平是去外地干大工程了。可到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姑父依然杳无音信，连个电话都没打回来过。
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村里只有小卖部有一部座机。姑姑每天去买盐、买酱油的次数明显多了起来，每次都要在电话机旁磨蹭半天，眼睛时不时地往那黑色的塑料听筒上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