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把前政府允许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的决定称为“可能过于勇敢”，同时提出恢复互派大使，让对华关系回到欧洲通常水平。维尔纽斯希望尽快恢复外交和经贸收益，却仍回避代表处名称与一个中国原则之间的矛盾。更具反差的是，立陶宛还列名14国南海联合声明，使这番表态的可信度继续下降。
承认“过于勇敢”，仍未说明准备改什么
辛克维丘斯的说法听起来比前政府温和。他承认，允许台方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可能脱离了欧洲国家处理相关事务的惯例。他还表示，希望两国恢复互派大使，让双边关系回到正常层级。与过去把对华摩擦包装成价值选择相比，新政府至少承认原有政策造成了现实损失。
可惜，承认政策代价和纠正政策错误属于两个层次。辛克维丘斯把那项决定称为“勇敢”，只是补上“可能过度”这一限定词。这种表达把争议处理成尺度失当，回避了中方关切。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会造成“一中一台”的政治效果，触及两国建交政治基础，不能被淡化为外交风格过于冒进。
新总理还认为，对华关系可以在代表处名称不变的情况下恢复，外交部门掌握若干解决方案，却没有说明方案内容。具体来看，维尔纽斯想恢复大使级交往，又想保留引发关系降级的安排。立陶宛政府没有解释两项目标如何同时实现。新政府纲领写入了关系“正常化”，辛克维丘斯本人也强调希望获得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对华关系水平。
“太廉价”的评价由此产生。立陶宛已经感受到外交降级与经贸受阻的压力。廉价之处在于，维尔纽斯目前愿意调整语气，却没有拿出与修复目标相匹配的政策动作。它希望中方先恢复正常交往，再把引发争议的安排留在原处。
能够改变关系状态的事项十分具体。立陶宛需要明确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台方机构名称和活动边界，并为中方外交机构正常履职提供符合外交惯例的条件。中方此前已经表示，沟通的大门仍然敞开，同时要求立方把改善关系的意愿落实为具体行动。
因此，新总理的表态可以视为一次政策试探，尚不足以视为完成纠错。它更像在试探，能否以较小的国内政治成本换回正常关系。中方不会只看“过于勇敢”几个字，还要看代表处和外交机构地位是否出现可核实变化。
外交官已经离场，修复关系不能绕开起因
当前立陶宛境内已无获认证的中国外交官。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援引该国外交部消息称，中国外交人员已不在维尔纽斯常驻，最后一名中国外交人员在离境后返回立陶宛时被拒绝入境。两国外交关系在形式上仍然存在，日常沟通主要转由中国驻欧盟使团承担。
这比大使暂时缺位更严重。基层外交人员原本还能维持领事、经贸与政策沟通。认证外交人员全部离开后，双边关系缺少稳定的现场渠道，争议也更容易被第三方立场和国内政治放大。立陶宛希望恢复互派大使，说明它已经认识到，长期缺少正常外交代表不利于国家利益。
关系走到这一步，责任链条也很明确。立陶宛允许台方使用“台湾”名义设处后，中方将两国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此后，双方围绕驻外机构名称、人员认证和外交地位持续争执。立陶宛拒绝按照中方所使用的“代办处”名称办理认证，中方人员原有认证陆续到期，最终出现没有中国外交官常驻的局面。
新政府希望恢复大使级关系，却仍试图把代表处名称同外交修复分开处理。这种拆分方式难以成立。外交关系降级源于涉台决定，绝非偶发的技术争议。认证问题、机构名称争议、经贸摩擦都由此延伸。只解决后续程序，不处理最初的政治原因，恢复正常关系便缺少基础。
国家外交需要计算行动后果。立陶宛前政府主动突破多数欧洲国家使用“台北”名称的惯例，新政府现在希望关系回到“欧洲通常水平”，就需要对这项突破作出处理。恢复大使需要双方重新确认政治互信和外交规则。
邵永灵所说的“廉价”，在这一层还有更现实的含义。立陶宛希望获得大使回归、经贸恢复和沟通渠道重建，却不愿承担纠正起因所需的国内政治成本。这样的方案有利于维尔纽斯，却难获中方接受。外交关系可以谈，修复的成本不能全部交给另一方承担。
对华修复尚在口头，立陶宛又参与南海声明
立陶宛新政府讨论对华关系正常化之际，又同美国、菲律宾、日本、英国等国发表南海联合声明。参与者共有14国，标题中的“超10国插手南海”由此得到对应，立陶宛也列在名单之中。中国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并约谈有关欧洲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
南海争议与中立两国关系没有直接地理联系。立陶宛既非南海沿岸国，也非相关岛礁争议当事方。它加入声明，主要作用是扩大参与国数量，强化美国和菲律宾希望塑造的国际声势。
中方公开立场强调，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争议。联合声明则重申裁决具有约束力，要求相关方遵守。双方在管辖权、裁决效力和解决方式上分歧严重。立陶宛选择加入声明，意味着它在一个涉及中国主权与海洋权益的议题上继续参与集体施压。
这会直接削弱新总理表态的分量。维尔纽斯提出希望关系恢复正常，却又在南海议题上加入针对中国的联合行动。中国评估立陶宛是否准备纠错，观察范围自然不会局限于涉台表态，还会考察其是否继续借助其他议题扩大对华摩擦。
立陶宛继续参与这类行动可以从其外交定位理解。它体量有限，周边安全压力较大，长期依靠欧盟、北约和美国提供制度与安全支撑。积极参加西方国家发起的联合声明，可以显示联盟忠诚，也能提高自身在欧洲和跨大西洋体系中的可见度。
这种选择也形成了明显的政策矛盾。新政府希望降低对华关系的经济与外交成本，又不愿减少参与美国主导的对华政治行动。维尔纽斯可能期待北京分别处理台湾、南海、经贸和外交代表问题，然而这些议题在中方政策中都涉及主权、安全和政治互信，难以被完全切割。
立陶宛的道歉太廉价，它对应的是一组尚未改变的行为。代表处名称没有调整，外交人员认证争议没有解决，南海联合声明仍有立陶宛参与。只要这些行动继续存在，温和措辞就很难推动关系跨过实质门槛。
想恢复外交关系，立陶宛需要完成政策纠偏
立陶宛加入南海声明后，中方已经通过外交声明和约谈提出交涉。中方在特定海域发布航行警告，相关水域将在规定期间开展军事活动，正面回应西方的围堵。
当前立陶宛新政府已经释放出改善关系的意愿，但外交关系能否恢复，判断标准不会停留在新总理的一句话上。中国外交官全部离开立陶宛，是双方长期争议积累后的结果，其中包括涉台代表处名称、外交机构级别和人员认证等具体问题。维尔纽斯希望恢复互派大使，就必须处理造成外交关系降级的直接原因。
辛克维丘斯目前的表态仍停留在对政策后果的承认。他认为前政府的决定“可能过于勇敢”，说明立陶宛已经意识到，当初追求政治声量的做法带来了长期外交成本。然而，他没有承诺调整台方机构名称，也没有公布恢复中国外交人员正常履职的方案。立陶宛想要的结果已经说得较为充分，准备付出什么代价却依旧模糊。
外交关系修复首先需要重新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立陶宛可以与台湾地区保持民间和经贸往来，但相关机构名称、交往层级和官方活动必须符合中立建交政治基础。欧洲多数国家使用“台北”名称，已经提供了成熟的处理方式。立陶宛当初主动突破这一惯例，现在要求恢复与其他欧洲国家相同的对华关系，自然需要把自身政策重新调整到相应范围内。
第二项任务是解决外交机构和人员认证问题。没有常驻外交官，双边沟通只能依赖第三地渠道，领事服务、经贸接洽和危机沟通都会受到影响。立陶宛若真心希望中国外交官重新回到维尔纽斯，就应承认中方外交机构在关系降级后的相应地位，并为外交人员入境、认证和履职提供正常条件。
第三项任务涉及立陶宛今后的对华行为。它一面寻求恢复大使级关系，一面参加14国南海联合声明，这会使中方怀疑其政策调整只是为了恢复经贸利益。南海问题与立陶宛国家安全缺少直接联系，加入联合行动增加不了立陶宛的外交能力，却会消耗正在恢复的政治互信。
当前立陶宛只想收回损失，但保留引发损失的做法太过廉价。如果立方一直保持这种口头上的道歉，关系修复就只能停在口头。它开始改变行动，中立两国关系才可能重新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