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日上午8点，长江航运公安局武汉分局汉南派出所接到一起报案，报案人说在长江岸边发现一具女尸，年纪不大，民警赶到现场后把尸体打捞上来，发现女孩只穿着上衣，下身什么衣服都没有，法医初步检查后确认，死者口鼻上有胶带粘过的痕迹，颈部有明显的掐痕，是被人掐颈窒息而亡的，死亡时间大概在三天左右，这明显是一起强奸杀人后抛尸的案件。
警方调取了最近三天的失踪人口报案记录，一个8月31日的报案引起了注意，报案人蔡某说他的女朋友小兰不见了，民警让蔡某辨认尸体，他一进屋看到死者穿的上衣就认出来了，警方又提取了小兰牙刷上的残留物做DNA比对，确认死者就是19岁的小兰。
小兰和蔡某都是技校毕业后从外地来武汉打工的，在一家汽车配件公司上班，因为工作太累还要上夜班，小兰想换份工作，但蔡某不同意，两个人为此吵过架，8月30日那天小兰出门，蔡某以为她去朋友那儿散心了，没太在意，等到8月31日早上发现小兰一整夜没回来，他才开始联系朋友，朋友说昨天没见过小兰，蔡某这才报了警。
警方从小兰的闺蜜那里得到一条关键信息：8月29日下班前，小兰说她第二天要去古河工业园的一家公司应聘，民警赶到那家公司调取监控，发现8月30日上午10点多，小兰确实是坐着一辆电动三轮车来应聘的，奇怪的是，那辆三轮车把人送到之后没有走，一直在门口等着，小兰面试完出来，又上了同一辆三轮车离开。
这辆三轮车司机是谁？小兰的男朋友不认识，小兰的父母也不认识，顺着这条线索，民警锁定了嫌疑人——48岁的吴启松，湖北麻城人，在武汉靠开“麻木”（当地对电动三轮车的俗称）拉客为生。
吴启松是怎么盯上小兰的？当天上午，小兰在公交站拦车去工业园，前两辆三轮车报价25块，她嫌贵，吴启松主动降价，说单程20、来回40，比别的车便宜5块钱，小兰上了车，一路上吴启松套她的话，得知她刚成年、外地来的、人生地不熟、要跑好几家公司面试，他主动说“我等你，挨个送你跑完三家”，三家面试全都没成，小兰有点沮丧，而吴启松等的就是这个——让她觉得这司机人不错，放松警惕。
中午，吴启松说“跑一上午了，一块儿吃点？我请”，两人在路边小炒店点了两菜一汤加米饭，结账48块，小兰跟他道了谢，一个开三轮车的大老爷们请吃饭，她只当是客气。
吃完饭，吴启松说“下午再跑两家，你先跟我回去眯一会儿，省得晒”，小兰跟着他回到城乡结合部的单间出租屋，他让她睡床，自己躺沙发——等她睡着，下午两点左右，小兰睡着了，吴启松扑过去，说给她500块发生关系，小兰惊醒后激烈反抗，吴启松把她掐晕后实施了强奸，小兰醒来后哭着说要报警。
这句话要了命，吴启松2010年在广东东莞强奸同厂一名19岁女工未遂，受害人被救活了，他连夜潜逃，已经逃亡6年，如果这次再留活口，他必被抓，吴启松第二次死死掐住小兰的脖子，直到确认她死亡，他用胶带封住小兰的口鼻防止渗血，又在她腹部剖了两刀防止尸体膨胀后过早浮上来，半夜，他用蛇皮袋装了尸体推入长江。
9月4日晚，警方在汉南将吴启松抓获，他对强奸、杀人、抛尸供认不讳。
庭审的时候，吴启松说了一段让人没法理解的话——车费40块、饭钱48块，他觉得亏了，想“找补回来”，按照他的逻辑，这88块钱花出去了，小兰就该答应他的要求，小兰不答应，他就觉得这钱白花了，于是在这个“亏了”的念头驱使下，他实施了强奸和杀人。
这句话暴露的不只是一个人的扭曲心理，吴启松1968年出生，湖北麻城农村人，小学文化，已婚，有两个女儿，2010年在东莞犯案后，他用假名在武汉跑三轮车躲了6年，这6年里，他不用实名登记——三轮车没牌照、租房用假名，专挑外来务工的年轻女孩搭话套近乎，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犯罪之前已经是一个有前科的在逃人员，而且他选择的目标非常明确：涉世未深的外地年轻女孩。
小兰不是第一个被他盯上的，但她是唯一一个被他得手后灭口的，吴启松的作案手法并不复杂——降价揽客、套近乎、请客吃饭、骗回住处、实施侵犯，整个过程从上午9点多到下午2点，不过五六个小时，一个19岁的女孩，出门找份工作，因为省了5块钱车费，上了不该上的车，命就没了。
一些思考
这个案子有几个点值得琢磨。
第一，吴启松2010年在东莞犯案后逃了6年，这6年里他一直在武汉开三轮车拉客，用的是假名，租的是不用实名登记的房子，一个强奸未遂的在逃人员，能在城市里正常生活6年而不被发现，这说明流动人口管理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在那个时候确实存在漏洞，他不是什么高智商罪犯，就是一个小学文化的农村人，靠着“不用真名”就能躲6年。
第二，48块钱这顿饭，在吴启松那里被换算成了“交易对价”，他觉得自己花了88块（车费加饭钱），就该得到点什么，这种把人际交往直接等同于金钱交易的想法，在底层社会并不少见，不是说所有底层人都有这种想法，而是当一个长期处于社会边缘、有犯罪前科、心理扭曲的人遇到一个涉世未深、不懂防备的年轻女孩时，这种扭曲的逻辑就可能变成杀人的理由。
第三，小兰的警惕性确实不够，一个刚认识不到半天的陌生男人，请你吃饭、让你去他家休息，这本身就不正常，但话说回来，一个19岁刚从技校毕业、从外地来武汉打工的女孩，她的社会经验能有多少？她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里，有谁教过她怎么识别潜在的危险？她所在的公司、所在的社区，有没有人对这些外来务工的年轻人做过任何安全提醒？
第四，这类案件不是孤例，2016年同一年，广州番禺一个19岁的凶手韦进木奸杀了11岁女童盈盈，这个韦进木2010年就掐死过一个男孩，因为不满14岁不用负刑事责任；2011年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2016年1月就作案了，北京新东方外国语学校，16岁的姚金易被同学王祎哲奸杀，大连，一个19岁女孩因为拒绝了同乡的告白被杀害。
这些案子放在一起看，2016年似乎特别不太平，但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类似的案件每年都有，只是这一年有几起被媒体集中报道了，每一个案子背后都是一个年轻生命的终结，而每一个凶手在动手之前，都有一段可以被追溯的“前科史”或者“危险信号”。
吴启松被判了什么刑，报道里没有细说，但不管判什么，小兰回不来了，她那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概只想着换份好点的工作，多挣点钱，她不会想到，省那5块钱车费的代价是自己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