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的一天傍晚，北京西郊机场跑道上灯火通明。舱门打开，62岁的曹秀清拎着一只暗红旅行箱，几乎是一步跨下舷梯。等候区里，57岁的杜聿明隔着警戒线望见妻子，帽檐微颤。两人自1948年分别，已整整15年。那一刻没有多余寒暄，只听曹秀清低呼一句：“老杜，我回家了。”声音不高，足以让周边迎接的人全都红了眼眶。
夫妻团聚，是周恩来一直惦记的事。1959年底，杜聿明被特赦后被安排在军事科学院任职，空出一个家的位置，却没有人操持日常起居。周恩来对秘书说过一句玩笑话：“让这位老上将日夜盯着文件，可他更盼的还是家里忙碌的锅碗瓢盆。”正是这份体恤，才有了1963年曹秀清的归来。落地北京当天，她带来的可不止一箱衣物，还托运了一台冰箱、一台窗机空调，杨振宁付的运费，收据还夹在说明书里。
时间掐指又过八年。1971年4月下旬，杨振宁携妻子杜致礼自巴黎转机回国。这一次同行行李极简，一只拉杆箱，外加一只牛皮纸袋，袋口露出几册科学论文。上海落地后先探望父亲杨武之，两天后再乘夜车北上。抵京那天，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批准外交电报，听说杨振宁已到，立刻吩咐总务局：“晚上安排西厅，小坐叙旧，别摆排场。”口气云淡，却把礼数照得严严实实。
4月30日上午十点半，人民大会堂西厅。窗外丁香盛开，一股淡香随春风钻进室内。杜聿明夫妇、郭沫若、刘西尧已先期入座，闲聊中不时抬头张望门口。十点四十，周恩来推门而入，黑色中山装笔挺，步伐不紧不慢。他先向杜聿明作揖，又握住杨振宁手掌，上下打量：“这几年瘦了。”一句平常关切，气氛顿时轻松。
就在众人刚要落座时，周恩来目光一闪，发现曹秀清坐在丈夫身旁，而杨振宁隔在另一侧。周恩来笑意盈盈，抬手做了个请的手势：“夫人，换个位置吧。”曹秀清抬头未及反应，周恩来又补上一句：“丈母娘疼女婿是天经地义的，可别离得太远。”现场先是一愣，随即爆出会心笑声。短短一句玩笑，让紧张正式的场合多了人情味，这恰是周恩来惯有的巧思。
酒菜很家常。四小碟凉拼，两道热炒，一盅鱼翅清汤，主食是北方白面馒头。周恩来举杯示意：“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今天能同聚一堂，是缘分，也是责任。”杨振宁轻声回答：“振宁不会忘记这句话。”一句对答无须铺陈，含义已足够深远。
往后的两年，杨振宁每年都回国一次。1972年春节前夕，他在清华校园为一批年轻教师作报告，强调对称、破缺与统一场的最新进展，清晰而风趣；1973年夏天，杜聿明身体转弱，周恩来得知消息，专门派人去菜市口买来黄鱼、老母鸡，送到杜家小院，再三叮嘱营养均衡。
1973年8月下旬，杨振宁夫妇再次抵京，午饭原本计划在杜宅简吃。周恩来却提前询问曹秀清：“菜谱列出来，买菜有人帮，做菜照旧您掌勺。”曹秀清笑着推辞：“总理，家里不缺人手。”周恩来摆手：“难得团聚，要热闹些。”于是，中午的餐桌上多了几位老同僚——郑洞国、郭维城，话题从淞沪会战谈到留美岁月，笑声不绝。
杜聿明曾在1965年当选全国政协常委，他深知自己身份的特殊。1974年，他以“旧部师友知己众多”为由，开始频繁通信、通电，劝说在台湾的故旧正视民族大义。他的措辞不激烈，却句句带情，“早日携手，共襄统一”，成了信末的固定落款。
杨振宁那边，渠道更宽。1977年接任“全美华人协会”理事长后，他利用科学界影响力四处演讲，主题很简单：“一个中国”。不少听众原本抱观望态度，听完后纷纷递上名片，表达愿意为恢复联系牵线搭桥。有意思的是，协会上有人当面问他：“教授，你是物理学家，为何频频谈政治？”杨振宁笑答：“物理学研究对称，国家的完整也是一种对称。”
1981年初秋，杜聿明病情恶化。肾功能衰竭并发感染，已不能久坐。病榻前，他抓住杨振宁的手，声音嘶哑：“统一，要紧。”没有多余辞藻，两人心照不宣。11月5日清晨，杜聿明与世长辞，终年79岁。得知消息后，杨振宁匆匆登机，北京时间12日凌晨抵达。全国政协特意将遗体告别仪式延后一天，方便他到场。
送别那天，北京细雨。灵堂外，杨振宁立于黑纱旁，神情克制。致礼仪后，他对随行友人轻轻一句：“岳父交代的话，得有人接力。”没再多说。雨丝斜落在灵柩木盖，微光下显出浅浅水纹，像历史留下的密密脚印，不动声色，却在时势的拐角刻下一道又一道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