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丁盛专程拜访林彪，合影谈话后突然向林总提出请求，林彪如何回应的呢？
1964年3月，北京西长安街的一间会议室里，军委常委们正在讨论如何让边疆既长枪在手又粮袋充盈。正是这场被称为“军民结合、屯垦戍边”的部署，把时任副军长丁盛的名字推到了桌面。有人提醒，他指挥渡江作战的本事毋庸置疑，可要他管棉田与水渠，是否合适？罗瑞卿点了点头，却还是决定：“新疆缺的不是能写文件的人，缺的是敢拍板的带兵人。”会议散后，通知送到南京前线指挥部，丁盛愣了。几天后，他对来做工作的徐立清只说了半句：“农活我真不在行。”
抵达石河子时，戈壁尽头正刮着三月风，带着沙粒直接敲打人脸。他骑马沿着渠道巡看，一眼望不到边的棉田在风里翻卷，士兵们肩扛锄头，与民工排成长龙。丁盛自认不是坐办公室的人，可让他拿起农具，他又犯难。回到兵团机关，他整整一夜没阖眼：地图上密布的团场、生产队、连队，比任何一次战役的兵力部署都更复杂。
新疆生产兵团的制度特殊——既是部队，又是农垦企业。上面要粮棉指标，地方要治沙固边，兵团还得保卫边境。双重乃至三重任务压在同一批军人身上，最缺的偏偏是懂农学与后勤的大校、少将。丁盛在前线打过仗，谈起冬麦轮作却词穷。不到四个月，他向总部递了报告，希望重回野战部队。“人可以苦，事不能误。”这是他在信里的原话。
申请没回音，他心里却越发笃定。1968年春节刚过，北京下了场小雪。初二一早，丁盛借机向首长们拜年，顺道去李先念处汇报工作。席间，有人悄声提醒：“林副主席今天在府右街，你若真想换岗，此刻去最好。”丁盛没多想，拎上事先备好的新疆特产，直奔目的地。简短寒暄后，他把心里话说了出来：“我打仗在行，当农场长误事。”林彪听完没有接话，只是挥手示意照相，闪光灯一亮，空气安静得能听到咔嚓声。合影后的第三天，总参值班室电话打到兵团：“丁副司令调广州军区任副司令，立即报到。”
南下途中，他才明白，高层正在调整各大军区负责人，自己不过是棋局中的一枚子。到岗三个月，华南训练场上炮声连日不断，丁盛用老掉牙的作战笔记本重新编写野战演习科目，半年后被任命为广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7月，任命电报发出。岭南湿热，他却精神抖擞，常穿旧迷彩服与工兵一起蹚沼泽，勘察跨海登陆点。
1971年9月，一纸加急密码电从北京飞来——“迅速下令，全区部队进入一级战备”。落款是周恩来。彼时“九一三”风暴方兴未艾，各军区都在排查空防、加固机场。丁盛坐镇指挥所三昼夜没合眼，把几个机场的预案推翻重排。外界只看到广州湾风平浪静，却不知后台的长夜里兵棋推演的灯火通明。高层肯定了他的果断，也在其后悄然埋下另一条岔路。
1977年春，丁盛接到命令，职务停止，改任“中央军委待分配”。理由含糊，只一句“在特殊时期有严重错误”。多年部下来看他，他抬手止住：“别议论，这锅我背。”然退休待遇由正大区级降至副军职。那几年，他常自嘲：“如今靠孩子、靠老友、靠组织，三根拐杖凑合过。”
1993年，总政批复恢复副大区级医疗和生活费，算是松了口。老首长黄火青得知后，多次写信催办彻底平反。1999年正月，黄老又寄来一封笔迹颤抖的信：“老丁，再等等。”丁盛看完，只说：“知道了，谢您。”信纸折痕清晰，他却没等到下一封。9月25日，86岁的老兵走在南海边秋雨里，弹指一生。
透过丁盛的坎坷足迹，不难看到那个年代军人角色的多面：既是战士，也是农夫；既要服从号令，也被时代洪流推挤。岗位的起落、荣誉的得失，全系于更高处的风云，而个人能掌握的，仍是那股“事不能误”的执拗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