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国务院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通过健全工资增长机制、强化带薪休假执行等措施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文件提出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动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并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刚性。
看得出来这次国家为拉动内需放大招了，出台具体政策让老百姓从“不敢花钱”、“没时间花钱”到“愿意花钱”、“落实假期花钱”，这其实是一场关于落实工资与假期拉动居民消费的深层博弈……
一、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是程序员，他现在月薪2万，但每月固定支出就1.8万——房贷8000、孩子教育5000、父母赡养3000、日常开销2000。如果年终奖发了3万，他第一反应是存起来，而不是消费。为什么？他想，“万一明年公司裁员呢？万一孩子要上私立学校呢？万一父母生病呢？”
这不是个例。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约为60%，而OECD发达国家平均是72%。这就意味着，中国GDP里大约四成的钱，没有以居民收入的形式流到普通人的口袋里，而是去了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简单说：就是蛋糕做大了，但其中分给普通人的、可用于消费的部分，相对偏低。
二、政策背后的深层逻辑。
国务院这次批复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表面看是“涨工资、落实假期”，实际上是在解决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让老百姓从“不敢花钱”变成“愿意花钱”。
我们过去的发展模式是优先发展生产部门，而这样居民消费则在一定程度上是被约束的。在改革开放之初，居民消费率还能超过50%，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居民消费率就低于50%，之后一直下行，等到2012年以后才开始缓慢回升。到了2018年，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仅为39%，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那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居民消费率是多少呢？同期，发达国家的平均居民消费率接近7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居民消费率为60%左右。请看以下分析：
1、工资增长的本质是什么？
工资增长不是简单的“多发钱”，而是要让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经济学家测算过，我国劳动者的工资增长速度一度低于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水平，也就是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在提高，但工资并没有同步增长。这才是问题的核心。
2024年是近年来工资增速的一个“低谷之年”，当年非私营单位工资仅增长2.8%，私营单位仅增长1.7%，双双低于当年GDP的增速。而到了2025年，非私营单位增速增加了1.5个百分点，私营单位增速增加了1.3个百分点，说明国家加力“涨工资”的政策确实在发力。
2、带薪休假为什么重要？
带薪年休假制度从其字面意义来看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带薪和休假。在我国，完整意义上的带薪年休假，意味着用人单位既要安排给予劳动者相应的年休假期，也要支付休假期间100%的工资报酬。
但现实是，很多企业用团建抵消年假，或者员工根本不敢休假。休假就要扣工资，因此员工休假不仅意味着个人的损失，更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失。国家落实休假意味着让员工有时间消费，有时间陪伴家人，有时间提升自己——这些都是当下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消费升级的真正含义。
很多人简单地把消费升级理解成，把更贵、更好的消费品卖给更有钱的消费者。但这只是消费升级的其中一个方面。消费升级还有另一个面，那就是物流、供应链、产业链的升级。消费升级有以下三个特点：
1、从“生存”到“生活”。
改革开放之初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消费从吃向穿、用方面升级。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在66%以上，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也接近60%。主要的耐用品消费是百元级的轻工业产品，代表性的是“三转一响”——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
2、从“物质”到“品质”。
如今“80后”“90后”或者“00后”都是消费的主力军，引领消费的趋势。如今，品质、个性成为人们消费选择的依据，价格因素在购买决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人们追求便利、强调品质、注重个性、关注健康。他们愿意花钱买时间，愿意为了得到更高品质的产品溢价而付出金钱，愿意为能够凸显个性、代表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品牌而买单。
3、从“个人”到“社会”。
从发达国家消费升级的历史经验来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消费层次，消费层次的不断升级既是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升的结果，它也反过来催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若只是少数群体实现消费升级，就极易落入拉美、马来西亚、土耳其等地区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但若能全民大范围促进消费升级，就如同战后的欧洲、日本、韩国，新增的内需能够充分消化前期的产业投资，持续拉动经济正向循环。
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分界点，在于消费升级是小众红利还是全民扩容。小规模消费增长无法支撑庞大的工业产能，产能过剩、增长停滞就随之而来；但如果是大面积的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就会持续创造市场需求，让产业投资落地变现，推动经济持续上行。
四、政策落地的关键挑战。
挑战一：企业成本压力。
工资增长指导线制度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在企业成为分配主体，实行自主分配的情况下，政府对工资的管理也应从直接干预转为在宏观层面进行指导、调节和控制。
但由于没有制度的强制性，工资增长指导仅仅为当地企业调整工资水平提供依据，所以，在现实中少有企业会严格执行，导致政策落地存在瑕疵。
挑战二：执行刚性不足。
《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第三条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可以享受5天的年休假；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可以享受10天年休假；工作已满20年的，可以享受15天的年休假。”
但现实中，很多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规避这个责任。从法理与社会层面来讲，劳动者享受带薪年休假不仅仅是民法意义上的私权利，还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
挑战三：收入分配结构失衡。
我国早期的不平衡发展战略的一个特征就是采取了抑制消费的政策，而抑制消费的一个举措就是抑制雇员工资的增长速度。我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劳动力很廉价，在国际竞争中有比较优势，要想维持住这个比较优势，就必须限制工资增长的速度。
但这种模式已经不适应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利的方面就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对于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居民的福利水平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现在急需改变这种状况。
五、破局的关键在哪里？
第一：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
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大概4.3万元，比上一年在名义上增长了5%，而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也是5%。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指标，这也意味着居民收入增长与GDP增长，实现了同步增长。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且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适应，这种同步必须持续下去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步发展。
第二：提高劳动收入占比。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越是依赖于投资，这个国家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高不起来。我国现在实际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大量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国民收入被投资者所获得，而普通老百姓，因为我们的收入大量来自劳动收入，这就使得我们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获得感，好像看上去没有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快。这就是现在GDP增长速度不低，老百姓没钱的真正原因。
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当中的比重，就是要去克服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中那些不利的方面，挖掘对于劳动者收入新的增长方向。比如落实带薪休假制度。
第三：增强制度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在原则上是不允许劳动者自行放弃休息权的。但现实层面往往执行不力，因此，对于劳动者带薪休假权利的保障，就需要从法律层面增强刚性，让企业不敢不执行，让员工也敢于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
六、给普通人的启示。
1、对于职场人：
找工作时，不要只盯着工资金额看，还要关注福利待遇与休假制度，也要留心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是否同步。如果你的工作效率一直在提升，但工资并没有相应增长，这就是不正常的。
2、对于企业主：
员工的工资增长不是成本，而是投资。员工收入提高了，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强了，市场才能扩大，资金才会在社会中快速流动，企业才能持续发展。
3、对于政策制定者：
消费不是刺激出来的，而是劳动者收入增长和制度保障的自然结果。只有让老百姓真正“有钱、有闲、有保障”，“促进消费”和“扩大内需”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稳定动力。
七、写在最后。
消费升级的本质，不是让老百姓花更多的钱，而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可以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花钱，有足够的消费信心去花钱。
当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同步，当带薪休假真正落实到位，当社会保障更加完善，消费升级就会从“刺激消费”变成“自愿消费”，老百姓也会从“生存模式”转向“生活模式”。因此，好好生活是一句非常高级的话。这才是消费升级的真正含义，也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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