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才走完一半多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接连遭遇三起海外资产遭压缩处置的重大事件：英国政府直接将敬业集团斥资 12 亿英镑注资救活的英国钢铁企业收归国有；澳大利亚官方限制我国投资方持有本土稀土企业股权对应的表决权限；巴拿马单方面废除长江和记集团运营近三十年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
过去国内企业出海布局，最担忧的无非经营亏损、本金受损，可如今即便完成足额资金投入、签订具备法律效力的长期商业合约，东道国也能通过重新解读本土法规、政策单方面改变原有合作格局。
三起事件里，巴拿马最先采取强制措施。今年 1 月 29 日，巴拿马最高法院作出裁决，认定 1997 年当地出台、许可长和系企业运营巴尔博亚港与克里斯托瓦尔港的第五号法律违反本国宪法，2021 年双方达成的运营期限延长协议也同步宣告失效。2 月 23 日，巴拿马海事部门直接进驻两座港口完成接管工作，长和集团已向国际商会仲裁院提起仲裁申请，我国港澳办此前也曾公开发声，认定巴拿马此番操作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时隔数月，澳大利亚紧随其后出台限制政策。5 月 18 日，澳方向北方矿业下达管控通知，要求六家中资持股企业在 14 天内全数清仓合计 17.6% 的企业股权。等到 7 月 2 日规定时限届满，相关股权并未完成全部剥离，7 月 14 日澳大利亚财政部长查默斯签署行政指令，剥夺香港盈德等三家中方股东投票、提名董事、提交经营提案的全部权利，仅保留对外出售股权这一项权限，澳方给出的统一借口始终围绕关键矿产管控、外资安全审查两大说辞。
三方举措中，英国采取的手段最为激进。7 月 15 日英国《钢铁工业国有化法案》正式获得王室御准，转天当地政府就将敬业集团持有的英国钢铁全部资产划归公有。英国议会发布书面声明，直接判定这家钢铁企业当下商业估值归零，相关补偿方案交由后续配套补偿机制与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另行敲定。
2020 年敬业集团接手英国钢铁时，该企业已连续多年深陷亏损泥潭。敬业累计投入近 12 亿英镑资金，才保住厂区高炉持续运转，稳住当地数千个就业岗位。而英国政府对外宣称，此次国有化是为守护本土产业、保障民众就业、稳固产业链供应。我国商务部在 7 月 17 日对此作出回应，表态逻辑清晰直白：中方企业注入巨额资金盘活濒临倒闭的企业、稳住本地就业岗位，英方却借国家安全名义强行接管资产，不仅严重侵害中资企业合法经营权益，更会大幅削弱其他中国企业赴英投资的意愿与信心。
三个国家的案例里，英国的情况值得单独深度剖析。该国并非经济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数十年间始终以健全法治、恪守契约、开放自由的市场环境作为吸引海外资本的核心宣传名片。
如今英国率先走出 “企业经营陷入危机时欢迎外资接盘盘活，一旦发掘产业战略价值便以公共利益为由收回资产” 的操作，带来的负面影响远超过澳大利亚与巴拿马。澳大利亚的管控举措，本质是追随关键矿产相关国际联盟的统一行动；巴拿马的决策背后存在外部势力施压因素；而英国素来被视作国际经贸规则的践行标杆，此番行为相当于亲手打破长期树立的规则典范。
我国密切关注英国钢铁国有化事件，核心目的并非单纯争取舆论层面的优势，而是清晰划定跨境投资权益的保障边界。首先从法律层面来看，英国议会出台法案时自身写明，国有化落地后会搭建专项补偿体系、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同时保留企业上诉维权渠道，相当于主动留下合法维权的途径。
目前敬业集团已经依托中英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正式启动双边磋商程序，向英方提出 10 亿英镑的赔偿诉求，但英国现阶段给出的补偿金额不足 1 亿英镑，双方前期协商彻底破裂，英方才选择通过立法强制征收资产。后续中方企业可围绕实际投入资金、经营产生的直接损失、原有合同约定的预期收益、股东合法权益遭剥夺形成的各类损害完整整理证据链条，无论是双边协商还是提交国际仲裁，都具备完整法律支撑。
其次需要考量国际信用层面的损失。长久以来英国吸纳外资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稳定完善的法治体系、公开透明的政策规则。
经过英国钢铁这一事件，所有在英国布局核电、新能源、金融等领域的中资企业都会重新评估风险：倘若自身投资赛道未来被划入战略产业范畴，股东合法权益是否会被随意削减。这种无形的投资风险成本，远远超出英国需要赔付给敬业集团的经济补偿金。
再者要权衡双边经贸市场的长远得失。中方对外表态将采取有力应对措施，并非主动挑起经贸对抗，而是清晰向英方传递核心观点：跨境投资保护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约束条款。英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中英两国双边贸易往来、未来各产业合作拓展空间，全部建立在互信基础之上。
既然英方随意套用国家安全条款干预外资资产，中方同样可以在现有法律法规框架内实施对等应对手段，收紧外资安全审查标准、支持国内企业依法索赔，都是合规可行的应对方式。
这三起跨境资产纠纷，各国采取的处置手段各有区别：英国通过立法完成企业国有化，澳大利亚通过行政指令剥夺中方股东核心权利、强制剥离股权，巴拿马依靠司法判决废除长期港口运营合约，但三方全部套用国家安全、公共利益、违反本国宪法作为行动名义。
过去国内企业出海开展投资，仅需测算汇率波动、运营成本、市场供需等商业要素，如今东道国政坛舆论走向、本土产业安全相关舆论导向、司法与行政部门联合出台限制措施等政治风险，都必须纳入前期尽职调查核心范围。在签署商业合作合同之余，企业还要提前熟悉双边投资协定维权渠道，国家层面各类对等反制手段也需提前做好预案储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