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整理，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杨常事件》（百度百科·史料汇编）、王海晨/郭俊胜《张学良"枪杀杨常事件"评析》（东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蒋廷黻回忆录》、《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宇霆传》、常荫槐百科词条（维基百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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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台北北投，一栋普通的居所。
张学良已经九十岁了，坐在椅子里，白发、精瘦，脸上的皱纹深得像刻出来的沟。
他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一枚陈旧的硬币，放在桌上，发出轻微的一声响。
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就坐在他对面，他们已经做了不知多少次录音访谈，谈了西安事变，谈了皇姑屯，谈了九一八，谈了那些改变中国命运走向的大事件。
那些话，张学良说起来不是没有情绪，但都是他多少想过千百遍的事，说出来反而有一种倦怠的平静。
可这一次，他盯着那枚硬币，声音有些哽：
"我早年是不迷信的，但就是在杀他那晚，这枚硬币是有灵性的，自那以后，我不得不信。"
他口中的"他"，是杨宇霆。
杨宇霆这三个字，距离那场枪声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一年。
六十一年里，张学良历经九一八东北沦陷、西安事变、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软禁、颠沛流离于大陆十余处羁押地、1946年秘密押送台湾、在台湾新竹、高雄、台北北投三地又度过了几十年的软禁岁月。
这一切，够写几部厚书了。
但在唐德刚一次次的采访里，有一个名字反复出现，出现的次数，远比旁人想象的要多。
不是西安事变的搭档杨虎城，不是在皇姑屯炸死他父亲的日本关东军，不是那个让他在南京机场一下飞机就再没走出来的人——
是杨宇霆。
一个在1929年1月10日的夜晚，死在沈阳大帅府老虎厅地板上的人。
一个四十四岁的人，带着他对这个时局最清醒的判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张学良用余生的六十多年，慢慢数清楚了这件事的账。
【一】从法库蛇山沟走出来的"小诸葛"
1885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辽宁法库县红五月乡蛇山沟村，杨宇霆出生了。
家境谈不上富裕，祖籍实为河北省滦县戴家岭村，几代人迁居辽东。
父亲早亡，家里靠着母亲撑着，杨宇霆打小就知道出人头地不容易，读书比别人更用力。
1904年，他去锦州考中了秀才，这在当时的蛇山沟村是了不起的事。
没多久，大清王朝废了科举制度，学堂代替了考场。
中了秀才的杨宇霆被迫把圣贤书放下，转入奉天省立中学学习西学。
彼时的东北，日俄两国在这片土地上你争我夺，1905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打得血肉横飞，中国人自己的土地沦为列强的角斗场。
杨宇霆目睹了这一切，心里积下了很深的愤懑。
1906年，他靠着堂兄的资助，渡海去了日本，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八期就读。
能考进这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当时都算是翘楚，何应钦、阎锡山、徐树铮、蒋百里，这些后来各自在民国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杨宇霆和他们同时代，在这里学了几年炮兵战术和参谋业务，1910年毕业回国，被派任长春陆军第二十三镇炮兵见习队官。
归国后的道路，走得并不顺。
初起的杨宇霆只是个低级军官，在东三省讲武堂当炮兵教官，后来调到北京陆军部任科员。
人在体制里，位置不高，每天做的事和他的眼界差得远。
真正的转机是1916年。
那一年，袁世凯称帝闹剧落幕身死，北方各省势力真空，张作霖趁势在奉天动作，联合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用武力赶走了袁世凯的亲信段芝贵，夺取了奉天政权，爬上了奉天督军的位子。
需要有人帮他治军、谋划，就在这时候，杨宇霆进入了他的视野。
张作霖这人，识人眼光很准，他一眼就看出杨宇霆不是普通的留学生，肚子里装的是真货。
当年4月，张作霖直接任命杨宇霆为奉天督军署参谋处长，不久再升参谋长。
同年6月，张作霖创办奉天军械厂，杨宇霆兼任该厂兵器科科长。
从这一年起，杨宇霆开始了他真正在历史上发光的日子。
此后十余年，杨宇霆的职务一路攀升，经历了奉系扩张史上几乎所有重要的节点——两次直奉战争的参谋布局，秦皇岛劫械案的幕后策划，东三省兵工厂的规模扩张，奉军军制的整体近代化。
其中东三省兵工厂一项，杨宇霆担任督办期间，把它发展成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军工企业，年产各类武器弹药数量惊人，是奉军武装实力得以快速扩充的根本依托之一。
当时奉天城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奉天文有"王永江"，武有"杨宇霆"，张作霖的左膀右臂。
王永江主理财政，杨宇霆主管军务，两人合力把东北这块地方经营得有声有色，让中原的军阀们对奉系不敢小觑。
"小诸葛"这个外号，是在这段时间里叫开的。
外号好听，但里面也藏着一层意思——诸葛亮聪明是真聪明，可也是出了名的自负，不轻易服人。杨宇霆身上，这两条都有。
东北军内部的老人们私下里说，跟杨宇霆打交道，你得做好挨批的准备。
他觉得你想法不对，直接当面说，不给你留面子；他觉得这件事必须这么办，就往下推，不太管上面的人是什么感受。
这种性格，跟着张作霖能待得下去，因为张作霖压得住他，也尊重他，两个人心里都知道彼此的分量，有一种特殊的平衡。
可这个平衡，在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彻底改变了。
【二】皇姑屯之后，东北的天变了
1928年6月4日，凌晨五点半。
张作霖乘坐的专列，行进在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汇处——奉天皇姑屯三洞桥路段的正下方，日本关东军预先埋设的炸药被引爆，桥体轰然崩塌，专列被压毁。
爆炸极为猛烈，张作霖身受重伤，当天上午在沈阳大帅府不治身亡，随行的黑龙江督军吴俊陞同时罹难。
这一声爆炸，炸掉的不止是一列火车。
张作霖死后，东北顿时群龙无首。
日本关东军在外面虎视眈眈，等着看东北的新主人能不能被他们拿捏。
奉系内部也是人心惶惶，各路将领都在等风向。
此时，张学良正在前线平定张宗昌的叛乱，得到消息后秘密回沈，东北元老们密不发丧，稳住局面，等到8月份局势稳定后，才正式治丧，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接过了这摊烂局。
接班之初，张学良面对的是什么：
父亲被日本关东军刺杀，仇未报，日本人还在外面逼着他承认张作霖生前签的一批有利于日本的密约。
东北军内部各系将领心思各异，资历比他深的人不少，服他管的程度参差不齐。
国内大局上，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北伐收尾阶段，南北统一在名义上已经是大势所趋。
他自己才二十七岁，从前打仗靠的是副手郭松龄的实力，郭松龄已于1925年的反奉事变中被张作霖枪决，那之后张学良没有了最有力的军事臂助，又染上了鸦片，身体状况时好时坏。
这就是张学良接班时的处境。
张作相、汤玉麟这些老一辈的奉系将领，出于对张家的忠义，选择全力支持张学良。
张作相甚至主动把位子让出来，推举张学良坐到了东北保安总司令的位置上。这份厚道，张学良记了一辈子。
但杨宇霆，始终是另一回事。
张作霖在世时，杨宇霆是以能臣自居的，那种姿态不完全是谦顺，更像一种心照不宣的对等——我有本事，你需要我，我们互相尊重，这件事就这么定着。
在张作霖这里，这套运作得很顺畅，因为张作霖本人的权威足够压得住任何人，杨宇霆再有本事，也不敢真的越界。
到了张学良这里，问题来了。
张学良年轻，没有父亲那种多年积攒下来的威望，接班初期很多人都在试探他的底线。
杨宇霆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不是有意搞破坏，而是他骨子里确实没有把这个二十七岁的后生当作可以完全平等相待的主帅。
他的这种态度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就因为这个，格外刺眼。
1928年6月，张作霖尸骨未凉，杨宇霆就开始对张学良直呼其名，不称军衔，言谈间夹着点俯视的意味，这在讲究礼数的东北军官场里是很失礼的举动，好几位同僚当时就觉得不妥，但没有人当面说破。
同年9月，杨宇霆两次与屯兵天津和唐山一带的桂系将领白崇禧在冀东私下会晤。
消息传到沈阳，外界流传的版本是：白崇禧打算帮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而杨宇霆打算与白崇禧联手对抗蒋介石。
这些谣言不一定全部属实，但无论真假，传到张学良耳朵里，都是一颗颗暗雷。
日本关东军那边，则在暗中推波助澜。
他们知道杨宇霆是东北最懂他们底牌的人，也最难对付，于是制造了大量关于杨宇霆"图谋不轨"的假情报，悄悄透给张学良，拱火两人之间的猜忌。
与此同时，南京方面也有人向张学良透过话，大意是白崇禧打算扶持杨宇霆取代张学良，要张学良当心，先下手为强。
多方搅动之下，张学良对杨宇霆的戒心，在1928年下半年快速积累。
积累到什么程度，有一件事可以说明。
1929年1月5日，杨宇霆在沈阳的杨公馆为父亲大办七十大寿寿宴，东北各地的官员、将领纷纷赶来，就连蒋介石、白崇禧、阎锡山等人都派了代表携礼前来。
张学良带着原配夫人于凤至登门，备了厚礼——三十根金条、两万块银元，亲自到场道贺。
然而，张学良进门之后，杨宇霆只是走过来说了几句礼节性的话，随即转身去招呼别的客人。
偌大的宴席上，宾客们在杨宇霆出现时纷纷起身，满脸堆笑；而对于堂堂东北保安总司令，却也只是普通的寒暄礼遇，没有更多。
于凤至坐在席间，把这一切看在眼里，忍不住低声向张学良说，杨宇霆的眼里到底还有没有你这个总司令。
张学良当场没说什么，但没多久就借口有事告辞，带着于凤至离开了杨公馆。
回到帅府，张学良的情绪终于绷不住了。
【三】1929年1月10日，那枚银元的两面
事情的直接导火线，发生在杨宇霆寿宴后的第五天——1929年1月10日。
在这五天里发生了什么，史料没有完整记录，但杨宇霆与常荫槐之间一直在商量一件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的设立问题。
当时东北的铁路格局极为复杂。
中东铁路是中苏合办的，一向不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直接指挥；南满铁路背后是日本势力；再加上各段支线，东北的路权问题牵涉多个国家的利益，历来是高度敏感的外交地带。
常荫槐此时身兼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和东三省交通委员会委员长，还在黑龙江境内悄悄扩编了约两万人的山林警备队，而且从杨宇霆掌管的东三省兵工厂那里直接拿了两万支捷克步枪，这么大的事，两个人居然都没向张学良报备。
张学良对此早有戒心，一直不曾松口。
1929年1月10日下午五时左右，杨宇霆携常荫槐联袂来到沈阳帅府老虎厅求见张学良。
两人拿出事先已经拟好的文件，要求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推常荫槐出任督办，要张学良当场签字批准，即刻公布于众。
张学良压下了那口气，说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考虑，从长计议，还得上报南京政府才能执行。
这话是推托之词，杨、常两人也明白，却完全不吃这套，坚持要求即刻决定。
两个人这样的姿态，让张学良的怒火险些在脸上压不住。
最后，他挤出一丝笑容，说今天天色太晚，请二位先回去吃饭，饭后再来听结果。
杨、常两人互换了个眼神，说行，吃完饭我们再来，说罢起身离去。
门一关，气氛就变了。
两人离开后，张学良把警务处长高纪毅秘密叫进客厅，把这些年积压的事一并说出，做了安排。
随即进入内室，掏出一枚银元。
关于这枚银元，张学良后来有过不同的口述版本：有一次说连掷了六次，正反各三次，最终决意动手；有一次又说没有这回事，是自己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可能靠抛硬币决定这么大的事。
两个版本矛盾，说明他对这件事到晚年的记忆已经有所混乱，也可能是出于某种心理，对部分细节做了修改。
但不管实际过程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天下午，张学良做出了决定。
晚间，杨宇霆与常荫槐饭后再次来到帅府，在老虎厅会客室落座，等张学良来给答复。
就在两人刚刚坐定不久，高纪毅率领副官谭海等八名武装卫士破门而入，大声宣告："奉长官命令：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
枪声骤响，前后不过几分钟，老虎厅内归于死寂。
杨宇霆，1885年8月29日生，1929年1月10日夜死，享年四十四岁。
两具尸体用地毡裹着，被抬出了帅府。
当晚，张学良命外交处长赶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通告杨、常已被处决，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政府发电，称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随后，张学良命人送去挽联一副，又给杨、常两家各拨付一万块银元的抚恤金，专门派人保护杨家财产不受侵吞，并亲写信函抚慰杨宇霆家人。
消息传出，沈阳城内震动，东北军上下噤若寒蝉。
【四】两个判断，和一场要等三年才能得到答案的赌局
老虎厅的枪声落下后，最先反应的，不是东北军的将领，而是日本关东军。
他们很快收到了消息，私下的评价据说是——心腹大患除掉了。
原因很简单：杨宇霆是东北军里最懂日本人底牌的人，也是日本人在东北扩张过程中最难缠的对手。
他的对日策略，不是正面硬扛，而是"斗而不破"：避免公开冲突，同时以实业建设和大规模移民来强化东北的中国底色，用时间换空间，让中国在东北的存在越来越扎实。
他接受史学家蒋廷黻访谈时说过，中国内地每年迁居东北的人口约有一百万，日本最低限度不能阻止中国人在东北办教育、发展农业，只要这个趋势维持下去，时间对中国是有利的。
这套思路，是他在张作霖时代亲历日俄在东北博弈全程之后，反复磨砺出来的战略定力。
它不耀眼，不激烈，却是在当时东北那个复杂处境下最务实的路径之一。
他对南京的态度，同样比张学良看得更远一步。
在东北是否归顺南京这件事上，奉系内部几乎所有老人都有各自的保留意见，但说法和理由各有不同。
张作相、汤玉麟这些人，反对是因为不想放弃自家的独立地盘。
杨宇霆反对，则是因为他对蒋介石这个人有具体而清醒的判断——他认为蒋介石专横跋扈、诡计多端，凡事以个人权位为先，东北一旦易帜，蒋就会逐步把东北军的军权、路权、财权一项项收进中央体系里，到那时奉系在名义上归顺，实际上却越来越被架空，最终成为可以被随意调遣的棋子。
他的主张，是联合西南桂系，形成犄角之势，相互牵制，让东北在南北格局里保持实质上的独立性，做到"和而自尊、合而不灭"。
杨宇霆的反对，在张学良那里被看作是私心作怪、阻挠大局。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顶住内部阻力，宣布东北易帜，东三省正式悬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入南京国民政府版图。
易帜典礼的合影，杨宇霆拒绝出席，连镜头都不肯入。
就连易帜完成后，杨、常两家公馆也拒绝挂旗，以示不满，这等于是当面打了张学良的脸。
然后是十天后，1929年1月10日，老虎厅的枪声。
杨宇霆死了，他的判断没有死。
东北易帜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给了张学良"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头衔，把他抬得很高——但同时，东北的军事、财政、铁路等核心权力，开始逐步向南京方向整合。
张学良在具体事务上的自主空间，确实在一点一点收窄。
而张学良身边，那个对这些动向最早察觉、最有能力应对的人，已经不在了。
这场赌局的答案，要等到1931年的秋天，才以最惨烈的方式揭晓。
而在那枚银元落地、老虎厅的枪声散尽之后，谁也没有想到，当那个深知东北局势走向的人永远闭上眼睛之后，留下的那个巨大空白，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以何种方式被填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