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外长宣称：害死哈梅内伊的大内奸，大概率还隐藏在德黑兰高层。
7月19日，《以色列时报》发表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采访时爆料：哈梅内伊之所以被斩首，很可能是内部出了问题。根据他估计，导致情报泄露的问题根源至今没有得到解决。换句话说，内奸还没查找到。
为什么这么说呢？
阿拉格齐提到，以色列发起斩首行动时，哈梅内伊在自己戒备森严的办公室内。更致命的是，彼时德黑兰正罕见地同时举行外交战略咨询委员会与国防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这种时间与空间的高度重合，只有一种解释：有人站在能够同时俯瞰两张会议桌的高度，将精准的坐标和时间表发给以色列。
随后，伊朗掀起的全国“锄奸”风暴，却至今未能查出一名真正分量足够的“大鱼”。这只有一种解释，要么说明情报机构的漏洞比想象中更大，要么说明那条“内线”可以让审查者绕道而行。
美以两国在袭击后对哈梅内伊状态的神速掌握，敌方仿佛在德黑兰的办公大楼里装了直播摄像头。可见德黑兰内部确实存在内奸与之沟通。根据此人能迅速出现在现场的事实分析，其级别必然相当高。。
面对这种情况，这也是出于安全考虑，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暂时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据说他躲在安全屋内，通过最原始的手写纸条传递意志，甚至被传闻已远赴俄罗斯“疗伤”。
但这恰恰显示了伊朗当前还处在困境中，信任最高领袖是最高精神象征，却不敢站在阳光下接受信众的凝视。
当穆杰塔巴的每一次露面都可能成为导弹的校准坐标时，他的隐身虽然保住了物理生命，却正在加速消耗着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生命力。民众需要的不是一张通过信使传递的圣谕纸条，而是在国家濒临崩溃时，一个能站在废墟上振臂高呼的实体领袖。如今，德黑兰既给不出这个实体，也抓不出那个内奸。这也给伊朗政坛造成巨大的影响。
第一、穆杰塔巴是最高领袖不仅是精神象征，更是所有派系冲突的“最终仲裁者”和战时重大决策的“临门一脚”之人。当穆杰塔巴只能通过纸条传令，且外长都无缘得见时，意味着伊朗的最高决策层变成了“单向传声筒”。
第二、哈梅内伊遇害已让民众震惊，而继任者长期躲藏且疑似外逃，客观上向伊朗社会传递了一个残酷信号：“连最高领袖自身的安全都无法保障，政权又如何保障我们的生命与面包？”
所以说，当前伊朗最大的敌人不在特拉维夫，也不在华盛顿，而在于他们自己的心理防线。越是抓不出内奸，就越不敢决策；越不敢决策，就越丧失民心；越丧失民心，就越容易被外部策反——从而产生更多真正的内奸。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伊朗似乎陷入了某种头痛医头的恶性循环。他们试图用隔绝最高领袖的方式来防止“斩首”，却忽视了美以的暗杀清单上排满了革命卫队指挥官、核科学家和地区代理人。当情报系统被敌人全面渗透时，保护某一个特定目标就如同堵住堤坝上已知的管涌，却不知洪水早已从四面八方漫灌而来。阿拉格齐的焦虑正源于此：只要那个隐藏在德黑兰高层的“幽灵内奸”还在呼吸，伊朗的所有战略部署就都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沙盘推演。
从这个角度看，以色列媒体此时故意放出“穆杰塔巴已逃亡”的消息，其毒辣之处不在于真假，而在于攻心。如果最高领袖真的逃了，神权国的面子荡然无存；如果没逃却不敢露面，那与逃了又有什么区别？这种虚实结合的心理战，精准击打在了伊朗权力合法性的七寸上。德黑兰方面越是沉默，民间关于领袖怯战的流言就越是发酵；而越是急于辟谣，又越显得欲盖弥彰。这套进退失据的困局，本质上都是那个至今未被抓获的“内奸”所留下的后遗症——敌人的刀还未落下，自己人看彼此的眼神已经变了味道。
阿拉格齐的公开承认，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伊朗保守派内部的一次痛苦觉醒。他们终于意识到，靠清洗几个中层军官、更换几部通讯设备，根本无法解决已被外部势力嵌入骨髓的情报毒瘤。真正需要动手术的，或许是整个决策链条的透明化改造，甚至是那个凌驾于一切常规流程之上的神权决策模式。但问题是，在战时状态下，谁敢推动这样的改革？改革意味着开放，而开放可能会让更多的阳光照进来，也可能会让更多的“内奸”顺着光线爬出去。
这场围绕“内奸”的猜疑游戏，正在把伊朗拖入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内耗。只要那个幽灵还游荡在德黑兰的权力走廊里，伊朗就永远无法分清哪些决策是为了对抗敌人，哪些决策其实是敌人希望他们做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