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2月，北京军事博物馆举办功臣事迹展，入口处一张黑白遗像格外醒目，胸前绶带上用铅笔写着“701”。许多参观者驻足良久，其中不少老兵低声重复那个数字，神情复杂。
时间拨回到1951年2月17日拂晓，鸭绿江面雾气未散，志愿军187师559团悄然渡江。团长邓仕均同师长徐信搭乘吉普车勘察道路，刚驶过一处山口，敌机嚎叫而至。几枚凝固汽油弹将道路炸成火海，车辆翻滚坠入沟底。随行的司机和测图员当场牺牲，邓仕均左臂骨折、头部受创，警卫员陈明月背着他连夜转移到野战救护所。
养伤第三天，前方无线电里传出第五次战役即将打响的信号。邓仕均一句“团里不能没我”，让陈明月再三劝阻仍无济于事。凌晨，他绑好夹板，拄着木棍出发，沿着山脊硬是在黄昏前赶回559团驻地。
当夜，559团奉命插至洪川江以北敌后。他们的装备只有少量60迫击炮、两挺重机枪，却要撕开美军第1骑兵师的侧翼。邓仕均把指挥所设在最前沿土堆后，自己、警卫员和号手一路小跑不断校正火力。
19时许，敌军先以炮火覆盖，随后1个加强团沿河谷扑来。志愿军弹药紧张，近距离肉搏成主旋律。天黑、雪大、气温零下20度，子弹上膛都得用牙咬开弹匣，士兵们的吼声在夜风中撕裂。前后6次冲锋被击退，美军遗下200余具尸体。
激战拖到23时，阵地已成弹坑。徐信下令分批后撤。邓仕均安排三路自制信号弹引敌，再让各连依次撤回。警卫员记得很清楚——“团长，轮到咱们了！”“再等等，后边还有一个排。”
就在他扶着团长翻过河岸的瞬间，一发155毫米炮弹炸开，邓仕均左腿血肉模糊。未等止血，第二发炮弹又在三米处爆炸，炽热的弹片掠过夜色，击中他的太阳穴。35岁的川中汉子倒在雪地，呼吸戛然而止。
伤员被托运回指挥所途中，陈明月迎面撞见政工科刘波，低声报道：“701牺牲。”夜色中两人互握的手颤抖，泪水混着雪粒落下。当天，他们在洪川江东岸挖坑，用降落伞布包裹遗体，打下松枝标记并记录坐标。
“701”并非简单代号，而是早在抗日战争后期中央军委授予邓仕均的密编番号。彼时，部队频繁换防，番号外泄意味着危险。邓仕均以“701”之名接连策划川陕边伏击，还曾在1940年磨河滩车站坚守三昼夜，击退增援日军，才保住了后方兵站。
消息通过电报送到北京。毛泽东批示：“要动用一切力量，护送701回国。”随后，志愿军总部给187师下口头命令，徐信召开营连以上军官会议，沉声道：“找不到团长遗体，没人见我！”
决心虽大，现实严苛。洪川江一带被美军反扑反复争夺，坐标点三易其主，雪化、洪水、重炮轮番摧残，一座山头早晨还在，晚上可能只剩焦土。几支搜索分队无功而返，举报线索屈指可数。
1951年6月，停火谈判尚未开始，187师再次转移。撤离前夜，陈明月带两名战士冒险潜入旧址，却发现江岸被炸出宽阔水道，原先坐标成了滩涂。面对汹涌暗流，他摘下棉帽撞到胸口，哽咽不语。遗体未寻回的消息随后上报总部。
为什么单独为邓仕均下令？一方面，他号称“负伤十二、立功九”，其战斗经验对部队士气影响深远；另一方面，当时志愿军远征作战，后方对烈士归葬问题极为关注，701成为象征性目标，抢回即可告诉所有战士：“牺牲绝不会被遗忘。”
值得一提的是，邓仕均不仅是战斗英雄，还是生产能手。1944年南下途中，他组织战士在山洼开荒，半年收获两万斤粮食，养活了整连；1946年淮海战役间隙，又带队修渠筑坝，解了地方百姓饮水难题。于是不少老兵听说要抢回701，都把这项任务当成“护老连长”。
1953年7月停战后，中朝双方多次就志愿军烈士遗骸交换资料，但701仍无下落。直到60年代初，国防部正式批准将邓仕均列入“归国无望名单”，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竖碑安名。碑文末尾注明：离队时职务——中国人民志愿军187师559团团长，番号701。
有人说烈士长眠何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留下的精神。可在当年的作战环境里，把“701”找回来几乎成为全军的一种执念。烈士未归，编号却活了下来，转化为一股看不见的力量，陪伴后续几次大会战。
多年以后，曾在洪川江畔挖掘过几百座简易墓的老工兵回忆：“每打开一个包裹，心里就默念一句‘不是701’，既盼是，又怕是。”那种复杂心情，与展馆里观众望向照片的眼神，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