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60岁时娶小26岁新妾，原配无奈带三个孩子远走欧洲，此后一直未再婚
1935年冬月，巴黎的天色阴沉，塞纳河水拍打着码头。咖啡馆里，鬓发微霜的吴弱男摊开信纸，轻声对旁座的女友说：“走得再远，也甩不开那个人的影子。”话音刚落，她把信撕碎，碎纸随冷风飘散。没人知道，她给的不是情书，而是一份迟到的诀别。
她三十四岁就离开上海，带着三个孩子辗转欧洲讲学谋生。身后那座繁华都市，留着一段不宜重复的往事——丈夫章士钊要纳妾，她不肯点头。对吴弱男而言，革命意味着挣脱旧礼法，怎能容忍把自己也塞进旧式家庭的笼子？
时间倒回三十年前。1905年东京，青年学子正在咖啡屋里高谈救国策。身着深色学生装的章士钊倚窗写稿，他的文字刚被一家留日杂志刊发，引来一位女读者的注目。那便是年仅十八的吴弱男。二人以诗词互答，相知于纸上，相见时才发现各怀锋芒——一个信奉“笔为刃”，一个自称“女中丈夫”。在同盟会秘密茶话会上，孙中山也曾对这位女学生笑称：“有此女助我，幸甚。”
革命激流裹挟着希冀。1909年春，泰晤士河畔，伦敦石桥上映着两人的合影。婚书落款前，吴弱男执笔写下自己的英文名“Rosamond”，宣告新女性的姿态。那一年，章士钊29岁，她不过22，却已在孙中山身边做过英文秘书，懂得女权、自治，也懂得自己的婚姻必须和人格一样平等。
然而，崇文重才的章士钊兼有另一副面孔。入民国后，他办报、从政、应酬不断，夜夜流连于上海十里洋场。1919年秋，在闹市的百乐门舞厅，他与歌伎奚翠珍对坐，灯光摇曳。朋友善意提醒，他却大笑：“文章要有风骨，生活也要有点风浪。”提起纳妾，吴弱男强硬回绝，夫妻争执彻夜，旧日琴瑟顷刻失弦。
不久，吴弱男带着年幼的子女赴伦敦，再赴巴黎。离港那天，码头汽笛声里，她回望着东方的天际，独自扛下未来。有人问她为何不再婚？她只是淡淡一句：“自由得来不易，不必再考验。”
章士钊的身边很快出现另一抹倩影。1941年，法租界灯火通明，他已年逾花甲，却与26岁的沪上名伶殷德珍结亲。介绍人黄金荣拍着他的肩：“老兄，人生最贵是痛快。”章士钊笑答：“且看我章某自有分寸。”这一“分寸”让他再次走进传统礼教，却再也唤不回旧日妻儿。
私生活喧闹之外，他在政治舞台上从未退场。早在1920年代，毛泽东赴沪筹款，章士钊拿出800银元，不留借据。毛后来回长沙，特地写信致谢：“欠债不能忘。”30年后，毛已经是国家领袖，70寿辰那天，他招呼章士钊到怀仁堂，“老章，你的英文底子好，把含之交给你家闺女教。”一句半真半玩笑的话，维系了多年情分。
1966年风暴骤起，章士钊被推上台执简历认错，八旬老人站不稳，台下却鼓噪不止。周恩来闻讯，当夜打电话：“把老章送医院观察。”毛泽东批下一纸“可以照顾”的条幅，批斗才算收手。有人感叹他借旧情逃过一劫，也有人讥笑此乃“共命之鸳”。
1973年春，他奉命搭专机赴港，游说有关方面促通航、议复谈。老人系着国民党元老赠送的领带，又别着红五星徽章，双重符号挂在胸前，恰似其一生的注脚——革命与传统、情义与功利纠缠不清。
1974年夏日，他病逝香港。骨灰盒抵达北京西站时，章含之轻声说：“父亲回来了。”吴弱男远在巴黎，只托人献上一束白色鸢尾花，连电唁都不愿多写。三位亲生子女在母亲身旁定居海外，无人再问上海那处旧宅。
章士钊留下的手稿里，常引用《庄子》那句“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友人翻阅时喟叹：若论笔札与谋国，他的确称得上有用；若论夫妻之道，却似竹影扫阶，无迹可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