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把队伍从几百人带到十几万，四次反围剿全打赢，结果开完一场会，被自己人一脚踢出局。
那年他39岁，一夜之间从"红军的军神"变成"闲人一个"，两年多没人上门，连一杯热茶都端不上。这个人，叫毛泽东。
要看懂毛主席的这次低谷，得先看懂红军这支队伍，到底是谁一手带出来的。
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翻脸，共产党人被杀得血流成河。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但没多久就败了。9月，毛泽东在湖南搞秋收起义，也败了。手里剩下不到一千号人，一群穿着破草鞋的工人农民，连枪都凑不齐一人一把。
换成别人，可能就散了，但毛泽东做了一件当时所有人都看不懂的事，他没往城市里冲，反而带着队伍钻进了井冈山。
这在当时是"离经叛道"，为啥？因为党中央的大方向是学苏联，走"城市中心论"，先攻打大城市，再夺全国。莫斯科怎么干成的，中国就得怎么干。你毛泽东一头扎进大山里跟土匪抢地盘，这算什么革命？
可毛泽东不管，他心里门儿清一句话："中国的农民有的是，中国的大山有的是，我打不赢正规军，我就打你的补给线；我守不住城市，我就把你拖进山沟里耗死你。"
就这么着，井冈山会师、朱毛红军、赣南闽西根据地……一步一步，队伍从几百人变成几万人。
1930年到1932年，蒋介石不服气，接连发动了四次"围剿"。头一次10万人，第二次20万人，第三次30万人，第四次直接干到近40万人，每次都是国民党喊着"三个月肃清赤匪"高调开场。
结果呢？
四次围剿，四次被毛泽东打得满地找牙。
第一次反围剿，毛泽东提出十六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当时听着像顺口溜，打出来却是杀神级别。国民党第18师师长张辉瓒被活捉，脑袋都被砍下来装进木匣顺赣江漂到吉安去示众。
第二次反围剿，红军三万打二十万，横扫七百里，十五天打了五仗，仗仗全赢。
第三次、第四次，虽然打法各有微调，但底子还是那一套——运动战、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到1932年，中央苏区地盘扩大到几十个县，红军主力发展到十几万人，成了名副其实的"红色心脏"。
按理说，这时候毛泽东应该是苏区里说一不二的人物吧？
恰恰相反，这时候的他，反而正一步步被架空。
问题出在哪儿？出在上海那批人。
1931年前后，党的临时中央搬到上海，实际掌权的是一个24岁的年轻人博古，本名秦邦宪。这人有学问，会俄语，是留苏回来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里的核心。跟他一起的一批人，历史上叫"王明左倾路线"的执行者。
这批人有一个共同点：从没在山上打过一天仗，但对"正统马克思主义"背得滚瓜烂熟。他们看不上毛泽东这套"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觉得这是"游击习气""狭隘经验主义"。
用今天的话讲就是：你毛泽东是野路子，我们才是科班的。
于是，从1931年赣南会议开始，毛泽东就被一次一次地敲打——批他"右倾""狭隘""保守"。到1932年，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李德也抵达了中央苏区。这位仁兄没打过中国的仗，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念过几天书，但他一到就是"太上皇"，作战地图往桌上一铺，全按苏军条令来。
山雨欲来，毛泽东知道，有一场大清算，早晚要落到他头上。
1932年10月3日，江西宁都县，一个叫小源的小村子。
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这里召开，气氛严峻得像战场。作战室里烟雾缭绕，毛泽东坐在角落，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时低咳几声，
他这段时间一直在低烧，周恩来解开上衣扣子，脸上写着不安，时不时望向窗外。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会议一开始，气氛就不对劲，矛头，全指向毛泽东一个人。
后方几个人一上来就开火，说毛泽东"不尊重党中央的领导"，说他"分散工作观点""保守退却""诱敌深入是逃跑主义"。新账旧账一起算，连三年前的老事都翻出来批。
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站出来说话，坚持要把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打仗。这三个人是懂军事的，他们知道，把毛拿掉，仗根本没法打。
但后方的中央代表握着尚方宝剑，争到最后，上海临时中央拍板：撤。
最终，宁都会议"解除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迫使他暂时离开红军"。10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通令：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
一句"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说得体体面面，意思就是你回去坐冷板凳，别管军队的事了。
那年，毛泽东39岁。
从此之后是什么日子？他自己后来回忆过一句话，特别扎心："被开除过党籍，撤销过军职，不让我指挥军队，不让我参加党的领导工作。我就在一个房子里，两三年一个鬼也不上门。"
一个鬼也不上门。
过去他家里是什么样？高朋满座，宾客盈门。军队的、党政机关的干部一茬接一茬地来。有的是请示汇报，有的纯粹联络感情，还有的顺手带两听缴获的罐头、几包"三炮台"香烟。毛泽东每次都把烟拆开分给大家，吞云吐雾之间纵论天下大势，来客个个听得入迷，直到掌灯时分才依依不舍告别。
宁都会议之后，全没了。
没人敢来，上头正批他"右倾"，谁靠近谁沾包。曾经门槛都要踏破的院子，一下子安静得能听见落叶声。
这两年，是毛泽东一生里最难熬的两年。
但他没吭一声，也没搞小动作。
按史料记载，他就在瑞金城外一个叫云石山的小屋里读书、看地图、写笔记。有时候贺子珍会陪他，孩子在一边玩，他跟身边人说过一句话："我现在就是当"通讯员"，中央让我干啥我干啥。"
姿态低到尘埃里。
而这时候，苏区那边，情况正一步一步走向灾难。
1933年9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学乖了，不再冒进，改用"堡垒战"——每推进一公里就修一批碉堡，慢慢挤压苏区。
按毛泽东的老套路，应该怎么打？跳出圈外，运动战，把敌人拖散了再各个击破。
但博古和李德不这么想，李德废弃过去四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与用新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
翻译一下：你有碉堡，我也修碉堡；你有大炮，我用血肉之躯往上填。
结果可想而知，国民党那边是德式装备加飞机轰炸，红军这边是草鞋加汉阳造。敌人步步推进，红军屡遭严重损失，苦战一年，仍未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
到1934年10月，苏区丢了大半，中央红军主力8万6千人，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而长征的开局，就是一场血肉磨盘。
因为搬家式的撤退，坛坛罐罐全带上，队伍走得又慢又长，被国民党军队追着屁股打。到11月底湘江战役，红军血战五天五夜，硬是从湘江杀出一条血路。
代价是什么？
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五万多红军战士，永远留在了湘江边。
据说那一仗打完，湘江水都是红的，当地老百姓有句话："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清醒了。
打不赢，走不动，队伍快散了。博古自己都拿着枪要往脑袋上比划，李德在马上骂骂咧咧却拿不出一个办法。前线的将领们心里憋着一句话，谁也不敢说出口——
要是老毛还在，能打成这样吗？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1935年1月。
红军经过通道、黎平、猴场三次会议，一次比一次接近共识——方向错了，指挥错了，得换人了。
1月15日到17日，贵州遵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这就是永载党史的遵义会议。
会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认为失败是由于客观势力太过强大，拒不承认是自己军事指挥上存在错误。随后，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副报告，指出失败的原因是军事策略上的错误。
接着张闻天开炮，直指博古李德。
然后毛泽东站起来，做了一个长篇发言。
他没喊口号，没翻旧账，就一条一条摆事实：批评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失败主要由军事指挥上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造成；指出博古和李德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使红军招致损失。
一句话，把三年来所有的问题，讲透了。
会场里的人，坐不住了。
王稼祥挺身而出，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郑重建议立即改组中央军事指挥机构，取消李德和博古的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相继表态支持。
三天会议结束，结果出来了：
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宁都会议到遵义会议，整整两年零三个月。
一个曾经被自己一手带出的团队踢出局的人，在最惨烈的失败之后，被同一批人亲手请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