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黄维赴台访问时，国民党极力劝他留居台湾，结果却被黄维以严正理由断然拒绝！
1924年初夏，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在操场上点名，年轻的黄维站在人群中，汗水顺着军帽的檐沿滴落。他的江西口音在课堂上并不突出，却在枪炮声里格外清晰。那一年，他20岁，背着行囊南下时，好友方志敏拍着他肩膀叮嘱：“路选定了，就莫回头。”黄维点点头，只回了一句：“我想试试。”
贵溪的乡土把人养得倔强。黄维少年时教过书，因为给孩子们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而被乡绅联名请走。漂泊到南昌，他遇见了正组织学生团的方志敏，二人谈得投机，一个主张举义北伐，一个信马列找出路，分歧已现，却都认定要为中国“干点事”。
黄埔三个月速成，骑马、射击、野战、军纪，外加连夜抄写《孙子兵法》。蒋介石来校训话时，把“悟维”听成“培维”，信手写下“蒋某敬赠”。黄维索性改名“黄维”，意在“维系军国”。他很清楚，军人的道路再危险，也是最快的上升通道。
北伐枪声一路把他推成营长、团长。1937年卢沟桥事起，黄维以67师师长赶赴淞沪。那场鏖战不断拉长，弹药日损上千箱，他却仍在帐篷里画箭头推演条令。松江口一线被日军猛砍，辖下一个团不到两天就打到只剩四百余人。有人质疑他的“书本打法”，他抬眼冷淡回应：“按条令行事，总比乱打一气强。”
抗战结束，国共重新拔刀。蒋介石看重黄维，给了第12兵团。1948年秋，徐州会战拉开，黄维带着十余万兵力杀向中原。陈赓的铁军却像一张无形的网，“四面出鞘，刀刀封喉”。黄维苦撑数日，仍被合围于双堆集。他对参谋说：“再忍两天，飞行部队会空投援兵。”话声未落，解放军炮火已卷地而来。
被俘的下午，残阳似血。黄维摘下军帽，低头看了看肩章，沉默许久。押往北京途中，他仍坚持“迟早能回到部队”。殊不知重庆已电令称其“壮烈殉国”。功德林的大门合拢，他成了番号为“第27号战犯”的囚徒。
最初的抵抗十分激烈。他拒绝写检查，夜里与军统旧部口角，掀桌子、摔凳子。有人讥讽他脱离现实，他反击：“你们懂战略吗？”偶尔清醒，他泡在书堆里研究物理，甚至画出自制永动机草图。管理员劝他休息，他摆摆手：“不折腾点东西，人会废掉。”
家事更让人心酸。妻子蔡若曙携三个孩子流落香港，靠给洋行缝补谋生。1950年才得知丈夫未死，失声痛哭。她写来家书：“生死已看淡，只望你早回。”黄维读罢，却无言搁笔；他不知道怎样解释那场失败，也不知如何面对孩子。信纸搁在枕边，褶皱不断加深。
1960年代后，功德林实行分组学习，黄维慢慢改变。他开始参与种菜、抄写报刊，与青年军官讨论战争得失。1975年清明前夕，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特赦名单，黄维在列。重获自由那天，他的背竟比入狱时更挺，胸前佩一枚小小“特赦”徽章。
团聚并不等于回到从前。妻子曾因误会与凄苦吞药，幸被邻居救回；女儿在复旦读书，靠国家助学金坚持。家庭裂痕需要时间弥合，黄维不善言辞，只会把工资攒下买零件，再次鼓捣永动机。他对熟人感慨：“心里那口气，得找个地方放。”
进入80年代，两岸气氛微变。北京方面鼓励曾任国军将校的老兵往返探亲。黄维递交申请书，理由写得简短——“寻亲问故，力劝和平”。台湾方面闻讯，特意派人到香港迎接。宴席间，老同学劝道：“留下吧，同袍易散难聚。”黄维握着茶杯回应：“回去，还有国要顾。”声音不高，却拒绝得干脆。
那一年是1989年，85岁的他走下舷梯，迎面台北湿热的海风。行程排得密密麻麻：拜谒烈士祠、访友人、在金门前线向青年军官讲课。然而就在返回前的清晨，他突感胸闷，被紧急送往医院。医护提醒必须静养，可他执意写下讲稿，手却止不住颤抖。
同年冬月，心脏病复发。病房窗外枯叶纷落，他对来看望的老部下轻声说：“走了一圈，该落地方了。”没多久，心电图上的波形归于平线。
翌日，北京八宝山举行告别仪式。花圈整齐，挽联无讳提及他的全部头衔——黄埔一期生、抗日名将、原第12兵团司令长官、被俘战犯、特赦归国人员。石碑上只刻两字：黄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