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一、1979年，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之际，贺捷生致信“周扬同志并第四次文代大会各位领导同志”，详细回顾了电影《创业》和《海霞》从被压制到“解放”的曲折过程，以亲历者的笔触，描绘了那个特殊年代，政治博弈如何通过文艺事件展现其复杂与险峻。
这封信以《文艺战线上和“四人帮”的一场斗争——贺捷生同志的来信》为题，刊登在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简报”第44、45期（1979年11月4日）。
二、关于电影《海霞》的曲折，有不少知情者披露。我简要介绍一下过程：
《海霞》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谢铁骊编剧，钱江等执导，取材于海岛女民兵的生活。用今天的话说，它是一部带有鲜明时代印记的主旋律影片。
当时，江青、张春桥及其在文化系统中的追随者，长期把文艺领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文化部的一些负责人，基本上对《海霞》持否定意见，认为《海霞》“贬低英雄人物”，“丑化人民解放军”，“拿穷人开心”，甚至说它是所谓“文艺黑线回潮”的代表。这样的批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艺术讨论，变成了一种政治定性。
1975年6月26日晚，《海霞》的底片、正片、磁带被封存，未经文化部领导批准不得启封。对于影片主创人员来说，这不仅意味着作品被搁置，也意味着个人前途乃至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在那个年代，电影被否定，常常连带着创作者被审查、被批判、被隔离，甚至长期背负污名。
此时，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推动全面整顿，而“四人帮”则力图守住并扩大其在意识形态和文艺领域的影响。
1975年7月25日，谢铁骊、钱江致信毛泽东，陈述《海霞》遭遇和文化部审查中的问题。29日，毛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随后，7月30日，邓小平、李先念等在京政治局委员观看了影片，并作出让修改后的拷贝在全国上映的决定。
毛这个批示，看似没有态度，但意义并不轻：它把一部被文化部封住的影片，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层面，使江青及其文化系统的处置不再能够单方面决定影片命运。这就给了邓小平可操作的空间。围绕《创业》《海霞》等影片的争论，表面上是文艺审查，深层则是高层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可以说，银幕之外，风浪更大。
三、谢铁骊、钱江致毛的信，以及毛的批示，背后是怎么运作的？我读到过邓力群、于光远的回忆，也看到过贺捷生信中提到的文化部的三封公开信，似都没有涉及到贺捷生的身影。从这封信看，无论是《创业》还是《海霞》的一系列“上书”，贺捷生和她的同伴，起到不可忽视的中介作用。
1975年文艺战线对“四人帮”的抵制，并非只是创作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胡乔木、邓力群等人，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为平台，组织、推动、保护的一条隐秘渠道。
1975年6月，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胡乔木任主任，邓力群等任副主任。这是邓小平主持全面整顿时期建立的重要思想和政策班子。这个机构不只是起草文件、撰写文章，更在于试图从被“四人帮”长期控制的意识形态阵地中，打开一个缺口，开启一条正常说话、按事实办事的通道。胡乔木、邓力群介入文艺问题，就是这个背景。
贺捷生在信中明确说，她“受胡乔木同志的委托和指导”，找文艺界同志收集江青等人在文艺界所犯问题的材料，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她先后联系范曾、白桦、张锲、韩瀚，又找张天民、谢铁骊、王遐等人。这些人各有处境，有的在电影厂，有的在外地，有的本来就处在被监视、被审查的风险中。他们愿意写材料，并不是因为胜券在握，而是在明知可能坐牢、可能被整肃的情况下，选择把事实说出来。
在《创业》问题上，贺捷生参与推动张天民写信，经过胡乔木修改、转送，毛泽东对《创业》的批示，成为1975年文艺战线斗争的一个转折点。到这个时候，一部电影的命运，其实映照的是那个时代的权力结构。
《创业》的转机，也为《海霞》开了半扇门：既然文化部的封杀并非铁板一块，既然中央高层仍可能听到不同声音，那么《海霞》的主创人员也可以直接上书。
现在看来，一部电影能否上映，最后竟需要编导直接写信给最高领导人，由政治局集体看片决定。这一结果固然暂时挽救了《海霞》，却也说明，正常的审查、申诉和纠错机制几乎失去了作用。
四、1975年的政治是凶险的。贺捷生他们也不得不小心谨慎。信中透露出的例子，现在读，仍如身临其境：
有的材料意外落入江青及文化部有关人员手中，邓小平通知胡乔木，胡再通知贺捷生，一层层传递，让王遐、张锲等为可能发生的追查作准备。匿名材料一度被误认为是北影厂马德波所写，马德波因此遭到迫害，却始终没有供出真正作者。张锲后来被安排到安徽一座小城暂避。信中甚至提到，参与起草材料的人事先焚毁通信地址和私人信件，作了可能坐牢的准备。
类似细节，沉重而复杂：在高压政治中，一个未署名材料、一条流转路径、一次误判，都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总而言之，贺捷生的信，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深流。在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正是这些具体的人，以具体的行动，冒着具体的风险，共同推动了历史的进程。电影《海霞》的命运，也由此成为解剖那个时代一个标本。
附：文艺战线上和“四人帮”的一场斗争——贺捷生同志的来信
周扬同志并第四次文代大会各位领导同志：
在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召开之际，为了协助文艺领导部门更好地总结和“四人帮”一伙所进行的斗争，我觉得应该向你们反映如下一些情况。
在林彪、“四人帮”为害猖獗的时期内，文艺界遭受到特别严重的灾害。压迫愈深，反抗愈烈，长期以来文艺界广大群众和“四人帮”一伙的斗争，也从未停止过。到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全面工作时，许多同志更纷纷通过各条渠道，向中央领导同志揭发“四人帮”一伙在文艺界犯下的种种罪行。当时敬爱的周总理处于重病之中，但他在病榻上还关心着文艺界的斗争。一九七五年七月初，在敬爱的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中央曾在文艺问题上和“四人帮”一伙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那场斗争在毛主席亲自做出《创业》问题的批示之后，形成高潮，震动全国，有力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反对“四人帮”的斗争。这不仅是全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也是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在那场斗争中，受胡乔木同志的委托和指导，曾找过一些文艺界的同志，为胡乔木同志收集“四人帮”一伙在文艺界所犯下的罪行的情况，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我先找了范曾、白桦、张锲、韩瀚四同志，以后又找过张天民、谢铁骊、王遐等同志。现在，关于张天民、谢铁骊同志在《创业》及《海霞》的问题上和“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斗争的情况，已为很多人所熟知，中央文件及中央负责同志的一些报告里，也都对此做了肯定。但为了在四次文代会上更好地更全面地总结文艺界的历次重大斗争的历史经验，我觉得，我作为那场斗争的当事人之一，有责任把当时的一些情况，特别是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一些情况，向你们报告一下。
关于那场斗争的历史背景，用不着更多叙述了。如前所说，我们曾参与的斗争，只是许多条向“四人帮”斗争的战线中的一小部分。我在接受任务之后，先找了当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画家范曾同志，正在“八一”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武汉部队的白桦同志，以及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的安徽省蚌埠市文化局的张锲同志和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社的记者韩瀚同志。在向他们如实地说明了意图之后，他们都自愿承担一切风险，愿意采用书面汇报的方式，向中央领导同志控诉“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本人在文艺界的罪行。考虑到当时的严峻现实，谈话是在东直门外新源里范曾同志的家里进行的。谈话之后，他们都分别做了准备坐牢的后事安排，如烧毁亲友之间的来往信件、通讯地址等。
接着，他们四人便在范曾同志家里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由白桦、范曾、韩瀚同志执笔起草了将近三万字的全面揭发材料。写得十分尖锐、辛辣，通篇直呼江青其名，系统地揭发了江青。那个材料因当时的形势，在交给胡乔木同志看后，又由我带回交给作者自行销毁。胡乔木同志指示我，“要重点抓电影《创业》和《海霞》两个问题。”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和工作需要，征得我母亲蹇先任同志的同意和支持，把白桦同志从“八一”电影制片厂转移到我母亲的家里。我们共同研究，遵照执行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要站在全党的角度，检查一下我们的文艺工作。”“文艺要百花齐放，不要一花独放。”以及“材料要注意写事实，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不要急着去点那个人的名。那个人的情况，政治局的同志都知道。”等等。又由白桦同志执笔写了第二个综合材料。为了突出四个具体问题，还分别写出了四个单项材料。即：《〈创业〉》、《〈海霞〉》、《陶钝事件》和《黑画展和外交部的关系》。因为张锲同志当时正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招待所，和谢铁骊同志及《创业》的主要演员张连文同志都较为熟悉，所以便由他执笔写了《〈创业〉问题的前前后后》、《〈海霞〉问题的前前后后》这两个重要材料，都分别写了五、六千字左右，又经过我们共同核实补充，列举了很有说服力的事实，批驳了“四人帮”及其爪牙在这两个问题上造成的混乱。白桦同志修改后，由我送给胡乔木同志，又经过胡乔木同志再次修改补充，才转送中央。据我所知，经过胡乔木同志修改后的这几个材料，也是全国直接向中央领导同志，就文艺界当时出现的重要问题做出汇报的最早、最系统的书面材料。在那以后，由我代转的张天民同志的信以及“四人帮”粉碎之后报刊上发表的有关《创业》、《海霞》一些文章，都没有超出那些范围。材料上报后，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胡乔木同志又指示我从张锲同志那里找了一份所谓《文化部关于〈创业〉问题的十条意见》。在这同时，胡乔木同志还指示我去找张天民同志，动员他向中央写信。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我不便直接出面，我又委托白桦同志把张天民同志请到我母亲蹇先任同志家里，由我和白桦同志共同对他做了动员，他的妻子赵亮同志，在那个关键时刻，也对他做出了坚决支持。张天民同志的信写好后，胡乔木同志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并进一步鼓励和促进了他给毛主席和邓副总理写出了那封著名的信。张天民同志的信修改以后，一封由我送给胡乔木同志转呈邓副总理，另一封由我和乔木同志一起由另一渠道转呈毛主席。但由于当时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形势，胡乔木同志在门口等我，没有出面，为了保护胡乔木同志，参加工作的其他同志一直不知道胡乔木同志是我们从事这场斗争的直接领导者。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批示下来后，胡乔木同志又指示我以个人名义，找张天民同志谈一次话：“一、要爱护毛主席的批示，珍惜这个荣誉，不要骄傲，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准备迎接更困难艰巨的斗争，准备走曲折的道路；二、有事要经常同我们取得联系。”并建议他的妻子赵亮同志给毛主席写感谢信。
关于《海霞》问题，谢铁骊同志是和我们从两条渠道同时向上反映情况的。谢铁骊同志所写的材料虽然送上去稍迟些，但他是在“四人帮”的迫害下，自觉地站出来进行斗争的。在毛主席关于《创业》问题的批示下来之后，胡乔木同志告诉我：“总理和小平同志很关心《海霞》这场斗争。”并说：“小平同志准备调《海霞》的影片给政治局委员看。”我遵照胡乔木同志的指示，去看望谢铁骊同志和钱江同志。因为钱江同志在外地治病，我只见到了谢铁骊同志和王遐同志，转达了总理和小平同志对《海霞》这场斗争的关怀，并嘱咐谢铁骊同志将《海霞》影片的几套拷贝准备好，以便小平同志调影片。在京八位政治局委员在人大会堂看过影片之后，谢铁骊同志和王遐同志给敬爱的邓副总理又写过两封信（谢铁骊同志关于《海霞》问题的一封信和王遐同志揭发江青等人在电影事业上及其他方面罪行的一封信）。由于当时我的行动不便，只好委托张锲同志冒着风险去到已经受到监视的谢铁骊同志家，将这两封信携带出北影厂，交我转上去了。而在“四人帮”的文化部连续给北影核心组及全体同志写了三封恫吓信之后，张锲同志还根据北影厂申述同志等提供的情况，写了个材料：《文化部关于〈海霞〉的三封信在北影厂群众中的反映》，交给我转了上去。那个材料和王遐同志揭发江青等人在电影事业上及其他方面罪行的信，以后送到邓小平同志处，又误落在江青及其文化部的爪牙们的手里，由于邓小平同志及时发现此情况，立即通知了胡乔木同志，胡乔木同志又将以上情况迅速通知了我，我又立即通知了王遐和张锲同志，他们作了以防万一的必要准备。但张锲同志写的材料没有署名，他们曾误认为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导室马德波同志写的，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促使他们对马德波同志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马德波同志当时虽然也知道那份材料是谁写的，但为了保护战友，仍坚决顶住，不仅没有泄露出事实真象，还和“四人帮”及其爪牙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直到“四人帮”被粉碎，他才获得解放。
关于黑画展的材料，这是由范曾、白桦同志分别找了李苦禅先生、黄胄、黄永玉、李燕等同志，收集了有关情况，并根据李燕同志写的两份单项材料，由范曾、白桦同志和我们共同研究整理出来的。在材料上报之后，为了李燕同志的安全，他原来写的材料由我们销毁了。
还有，“陶钝事件”的材料，原来是分配给白桦同志写的，但是白桦同志不熟悉情况，还穿着军装，活动起来很不方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张锲同志，由他到西苑旅社，直接找到参加那次发生“陶钝事件”时参加全国文艺调演的安徽省领队吴平同志，请他详细介绍了“陶钝事件”的情况，然后又由张锲同志写出材料，交给白桦同志整理后，由我转送上去。以后，“四人帮”控制下的文化部虽有人多次去安徽省调查有关情况，吴平同志一直没有暴露过张锲同志和其他同志。
综上所述，我们当时向上反映有关文艺方面情况的这些材料，曾得到许多同志的支持和帮助，其中还包括贺敬之、柯岩、郑律成等同志，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在“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在当时承担风险最大的是谢铁骊、王遐、张天民等同志。除他们之外，我的母亲蹇先任同志、白桦、范曾、张锲、韩瀚同志也有相当大的危险。张锲同志是外省来京工作的，又参与了较多活动，还有一个单项材料落在江青等人手里。为了保护张锲同志尽可能地度过难关，谢铁骊同志又在丁峤同志的支持下，以看眼病为名，特地去了一次安徽，把他在北京的这些情况向自己的老战友、蚌埠市委第一书记黄驭同志做了介绍。黄驭同志为了保护张锲同志，把他送到淮北的一个小县城里，躲了好几个月，直到“四人帮”粉碎的喜讯传来，他才能够重新回到北京，进行新的创作。
这段历史事实，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一时来不及较全面地总结，致使这段历史真象，直到如今还有很多同志搞不清楚，更谈不上如实地总结那一段斗争历史的经验，恰如其分地评价参加过那场斗争的每个同志。
我是和文艺界并无什么关系的局外人。我只是出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觉得在四次文代会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斗争的情况的重要会议召开之时，有必要把这些事情向文艺界的同志们说清楚。
要核对以上这些事实，并不困难。上面提到的有关同志都可作证。在核清事实之后，如无不当之处，是否可以转发此信，以便帮助有关部门，进一步了解当时那场斗争的一些情况。请酌定。
此致
敬礼！
贺捷生79.9.21
最后，推荐一个非常棒的深度历史类公号，我也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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