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十四分，心电监护仪上的波浪线经过几次微弱的挣扎后，终于拉成了一条刺眼的绿底直线。伴随着长鸣的警报声，病房里那种令人窒息的紧绷感突然断裂了。林生的手还紧紧握着父亲的手，那只手在几分钟前还有微弱的回应，指尖带着生命最后的余温和颤抖。
值班医生推门进来，动作熟练地拿出手电筒翻开父亲的眼皮照了照，又用听诊器在胸口听了十几秒。他直起身，看了看手表，语气平静得像是在播报明天的天气：“患者家属节哀，死亡时间两点十四分。”
没有电影里那种撕心裂肺的呼喊，也没有医生跪在床上拼命做心肺复苏的奇迹。一切都发生得极其平淡。父亲患胃癌晚期，在病床上熬了十三个月，这一刻的到来是所有人早已做好的心理准备，却依然在降临的瞬间把林生砸得发懵。
护士很快跟了进来，手里端着不锈钢托盘。她们戴着橡胶手套，动作麻利地开始拔除父亲身上的各种管子。胃管、尿管、深静脉置管、氧气面罩。当那根长长的、沾着粘液的胃管从父亲鼻腔里被快速抽出来时，林生下意识地想喊：“轻一点，弄疼他了。”
但他张了张嘴，声音卡在喉咙里。他突然意识到，父亲已经不会疼了。
躺在那里的，不再是“退休教师林建国”，也不再是“林生的父亲”，而是一个长着人类模样的物件，一堆正在迅速降温的碳水化合物。
这是人死后最残酷的真相，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生物学规律：断气的那一刻，你就失去了所有的社会身份和情感羁绊，在旁人甚至物理法则眼里，你只是一具尸体。
护工老李走进来，提醒林生赶紧给老爷子换寿衣。“得趁着身子还没僵，不然一会儿穿不进去了。”老李的语气里透着常年见惯生死的干练。
林生打开早就准备好的黑色塑料袋，拿出那套暗红色的绸缎寿衣。他和老李一左一右，开始搬动父亲的身体。父亲生前很瘦，最后这段时间更是被病痛折磨得脱了相，但在这一刻，他的身体却出奇的沉重，那是失去所有生命张力后的死沉。
他们在狭窄的病床上翻动他，脱下散发着药味和汗酸味的病号服。父亲的头无力地耷拉着，下巴因为肌肉松弛而微微张开，露出里面有些萎缩的牙床。林生试图把父亲的头摆正，但刚一松手，头又软绵绵地偏向一侧。穿袖子的时候，由于关节开始失去润滑，老李不得不稍微用力地掰弯父亲的胳膊。
“咔”的一声轻响，那是骨节发出的声音。林生的心猛地揪了一下，眼泪终于不受控制地砸在了父亲冰冷的胳膊上。
他曾经那么敬畏父亲，父亲的腰杆永远挺得笔直，衣服永远熨得平整。如果父亲活着，绝对无法忍受自己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被人这样随意翻弄、摆布。但此刻，他毫无尊严地躺着，任由活人为了某种仪式感而折腾他的躯体。
穿好衣服后，护工用一根白色的细布条绑住了父亲的双脚，说是怕遗体运送的时候双腿叉开不好看。随后，一块黄色的纸盖在了父亲的脸上。
视线被遮挡的那一瞬间，林生彻底明白，那个会对他笑、会叹气、会用浑浊的眼睛看着他叫他名字的人，永远消失了。
凌晨四点，殡仪馆的面包车停在了医院住院部的地下车库。没有客套，没有悲伤。两个穿着黑色工作服的接运工推着一辆带轮子的不锈钢担架车走过来。他们抓住垫在父亲身下的床单四角，喊了声“一、二、三”，像搬运一件沉重的货物一样，把父亲从病床上腾空甩到了担架车上。
金属车轮在医院地下室粗糙的水泥地面上滚动，发出空洞而急促的回声。林生跟在车后，看着那个装在深蓝色尸袋里的人形轮廓。拉链拉到顶端的时候，他连父亲的最后一点形状都看不到了。
到了殡仪馆，一切都进入了流水线般的程序。接待处的大厅里灯火通明，几个同样刚刚失去亲人的家属坐在塑料椅上，神情麻木。
工作人员递给林生一张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列着各种服务项目和价格：冷藏、整容、穿衣、告别厅租赁、骨灰盒。
“遗体现在放进七号冷柜了。你们选哪种炉子？普通炉还是豪华炉？豪华炉能捡出完整的骨架，普通炉出来的就是碎骨头。”工作人员手里拿着圆珠笔，语气像是在快餐店问你要大杯还是小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