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时候，整支队伍只剩下不到一万人，长征出发时八万六千多人，湘江一役折损过半，一路打一路走，到陕北时改编成陕甘支队，只剩七千多人。
战士们的脚上缠着破布，粮袋见了底，全军的家当凑起来也就一千来块大洋，可就是这支疲惫到了极点的队伍，在陕北这块贫瘠的黄土地上，不仅站稳了脚跟，还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偏偏到了陕北就安全了？原因很现实，六个。
很多人的印象里，红军到了陕北是找了一块没人管的荒地歇脚，错了，陕北早就有人了。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在陕北经营了将近六年，从一支几百人的游击队起家，硬是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土地分给了老百姓，到中央红军到达的时候，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已经合并，有坚强的党组织、成建制的红军武装和深厚的群众基础。
红军到达陕北的前一个月，徐海东带着红二十五军先一步到了，这支部队一路从鄂豫皖打到陕北，人数不但没少还多了，他们跟刘志丹的部队合编成红十五军团，连续打了两场硬仗，把来“围剿”的东北军两个主力团打残了，等中央红军赶到，外围最硬的钉子已经被拔掉。
更关键的是徐海东做的一件事，毛泽东给他写了张借条，想借两千五百块钱周转，徐海东把家底翻出来一看，总共七千块，他留了两千块保底，把五千块全送了过去，外带一百挺轻机枪和一个骑兵团，两个星期不到，七千套棉衣赶制出来，战士们总算穿暖和了。
红军不是到了荒地，是到了有人气的地方，带路的、送粮的、参军的，都是现成的。
陕北的黄土高原，是大自然送给红军的天然堡垒，塬、梁、峁、沟纵横交错，深达数十米的沟壑把地面切割得支离破碎，敌军的卡车开不进来，火炮拉不进来，骑兵在松软的黄土上跑不起来，大部队一旦深入，补给线立刻被拉成面条，后勤根本跟不上。
有史料记载，某次敌军围剿时，硬是在黄土坡上迷了路，等找到红军曾经的驻地时，只看到空荡荡的窑洞和散落的篝火灰烬——红军早已借着夜色穿过三道沟壑转移了，而红军战士早就习惯了山地作战，能在窑洞间隐蔽行踪，在沟壑中设下埋伏。
红军在南方苏区吃亏，就是因为离大城市太近，敌人调兵几天就到，到了陕北，连条像样的航运水道都没有，外国势力根本伸不进手来，这种地形，让大规模围剿根本没法实施。
蒋介石把张学良的东北军调到陕西，打的是“借刀杀人”的算盘，让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利。
结果东北军先扛不住了，劳山一仗，东北军一个师几乎被全歼，师长阵亡，三千多人活下来的不到六分之一，直罗镇再一仗，又一个师被打掉，张学良找蒋介石要补充和抚恤，蒋介石的答复是：杂牌军的损失南京不管，还顺手撤销了被打残的部队番号。
东北军上上下下彻底寒了心，红军俘虏了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他在红军这边待了两个月，思想转过弯来，回去后牵线搭桥，东北军和红军私下达成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边界上甚至开起了集市，互相买卖物资，普通士兵更不用说，背井离乡跑来打主张抗日的红军，城墙上写个“山海关”，当场有人掉眼泪。
这支所谓的围剿主力，已经从对手变成了半个盟友。
陕北周边看似四面都是敌人——东边阎锡山的晋绥军，南边中央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西边马步芳、马步青的马家军，可这些势力各怀鬼胎，谁都不想让别人独大。
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本来就扎根西北，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有戒心，不想让中央军借打红军的名义占了自己的地盘，阎锡山也私下给红军通报过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
红军正好处在这几股势力的缝隙里，国民党想集中兵力围剿都难，因为各方都在观望，没人愿意先出头当炮灰，这种势力平衡，给了红军最宝贵的喘息机会。
光有外部条件还不够，红军得自己证明“我能站住”。
1935年11月，中央红军刚到陕北一个月，国民党就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一举围歼，敌军兵力3倍于红军，如果让敌人形成封锁线，陕甘苏区根本守不住。
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亲自部署了直罗镇战役，红军兵分两路，把东北军第一〇九师诱进直罗镇，然后南北夹击，一仗下来，全歼敌军一个师又一个团，毛泽东后来说，直罗镇大捷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这一仗打完，东北军再也不敢轻易来犯，红军在陕北真正站稳了脚跟。
站稳脚跟之后，还得把路走对。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做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还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苏维埃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一切革命阶级都被团结到共产党的旗帜下。
这个转变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从此红军不再是“流寇”，不再是“乱党”，而是主张抗日的正义力量，党的土地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随之迅速调整，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发展到30万人，到到达陕北后不足3万人，找到了正确政治方向的中国共产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陕北成了长征的落脚点，也成了革命的出发点。
红军到陕北的安全，从来不是某一个原因造成的，地形、群众、军阀矛盾、关键战役、政治路线——这六个方面拧成了一股绳，缺了哪一条，结局都可能改写。
从吴起出发，走向甘泉、走向瓦窑堡、走向保安、走向延安，党中央“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实现了从“战略转移”到“战略立足”的历史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