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5日上午8时58分，陈鸿昌在常州逝世，享年87岁。
消息传开，常工院的老教师们自发地念叨起他。1984年，正是时任常州市长陈鸿昌大胆决策，全市集资2000万元建设常工院，并立下一个目标——学校建成后要在50年内在沪宁线上同类院校中不落后。35年过去了，常工院早已升格为常州工学院，当年那句“50年不落后”的承诺，还在兑现。
陈鸿昌是常州人记住的那位市长。
陈鸿昌是江苏宜兴人，1932年3月出生。1949年9月，17岁的他参加工作，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第一站是常州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保密委员会。
1952年5月，他离开了机关，到了企业——常州新毅纺织厂副厂长、代厂长。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他再没离开过工厂。1954年，组织上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学成归来后，他先后担任常州大明纺织厂厂长、党委书记，民丰纱厂党委书记。1972年，他又到了常州石化厂、东风印染厂。1976年，他回到纺织系统，任常州纺织工业局副局长、局长、党委书记。
从1952年到1981年，陈鸿昌在常州的企业和工业系统里摸爬滚打了将近三十年。他管过纺织厂、印染厂、石化厂，当过厂长、书记、局长。一个工厂从生产到管理、从设备到人事，他全干过、全懂。
1981年4月，陈鸿昌任常州市经委主任、党组书记。1982年12月，任常州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1983年12月，地市合并后的常州，需要一位懂工业、懂经济、懂管理的市长，陈鸿昌被推到了这个位置上。
陈鸿昌当市长的时候，常州正处在一个特殊的节点上。
那时候的常州，城区只有四十万人口，加上郊区也不过五十万。但就是这座中等城市，1983年底城市人均工业总产值达到一万零八百元，在全国名列前茅，被誉为“经济明星城市”。常州被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是改革开放的“排头兵”。
陈鸿昌是“排头兵”的指挥者。
他抓的第一件大事，是教育。1984年，时任市长陈鸿昌到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常工院前身）了解学院发展规划。那时候的常工院刚从“常州职业大学”起步不久，底子薄、条件差，连像样的校舍都没有。陈鸿昌听完汇报后，回去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全市集资2000万元，建设常工院。
2000万，在1984年是什么概念？常州市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几个亿。他不仅要到了钱，还给学校定了一个目标：建成后要在50年内在沪宁线上同类院校中不落后。时至今日，老常工人对陈鸿昌的这个决策仍赞不绝口。35年后，常工院早已成为常州重要的本科院校，那句“50年不落后”还在被一代代常工人记着。
他抓的第二件大事，是企业改革。作为全国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的市长，陈鸿昌在国企改革、城市综合改革方面做了大量探索。他主导推行了多项改革措施，让常州这个只有五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在当时全国的城市经济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他抓的第三件大事，是机构改革。1986年前后，常州作为全国试点城市之一，率先开始了政府机构改革的探索。陈鸿昌作为市长，直接参与了这项改革的顶层设计。
陈鸿昌这个人，不光有决策的魄力，还有做事的温度。
1980年代初，常州市为了适应改革开放要求，组织全市企业领导干部学习管理知识。由于缺乏教材，一位叫马国柱的同志提出以讲稿为基础编写一本适合中小企业的管理教材。教材编写完成后，以《中小型工业企业管理》为名内部印刷出版。陈鸿昌知道后，专门和全体作者合了影。
后来这本书由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陈鸿昌曾两次对作者说：为了这本书的正式出版，他曾在一院病床上审阅全书。一个市长，躺在病床上，为一本企业管理教材逐字审稿。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但知道的人都记了一辈子。
他后来调到省里，筹建江苏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有人问他公司的业务范围，他说了一句很实在的话：“除了贩毒、军火生意等不能做，其他都可以做。”白手起家组建一家国际贸易公司，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搞得风生水起，还在常州办了一本《外经导报》杂志。
1990年12月，陈鸿昌任江苏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主持工作。他还担任过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江苏）改革和发展研究院院长。
2002年3月，陈鸿昌离休。晚年的他回到了常州，住进了幸福天年养老中心。虽已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他还常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担任常州市地方文化研究会总顾问。
2019年8月15日，陈鸿昌因病在常州逝世，享年87岁。
他走之后，常州还在长大。当年他全市集资2000万建起来的常工院，如今早已升格为常州工学院，培养了几万名毕业生；当年他推动的那些改革，早已成了中国城市改革的常规操作；当年他审阅的那本教材，早已被一代代企业管理者翻阅过。
陈鸿昌这一辈子，从1949年参加工作到2002年离休，工作了五十三年。他当过纺织厂厂长、经委主任、常务副市长、市长、省体改委副主任。他管过工厂、管过工业、管过城市、管过全省的改革。
但常州人记住他，不是因为这些头衔。是因为1984年那个决定——全市集资2000万，建一所50年不落后的大学。是因为那本病床上审完的企业管理教材。是因为常州在最需要改革的时候，有一个懂工业、懂经济、敢拍板的市长。
他没有给自己树碑立传。但常工院的每一栋教学楼替他立着，那本教材的每一页纸替他写着，常州“经济明星城市”的那段历史替他记着。
陈鸿昌走了，但他留下的东西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