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的杨玉敏去世了，在她云南镇雄老家那间漏风的老房子里。丈夫因为腿部残疾不能站立，两个大孩子跪在地上哭泣。她临终前半年就开始经常感到胸闷、心慌，有一次在做饭的时候突然摔倒了，被邻居们扶着送到医院去，医生说她是严重的冠心病，但是听到要交785元的住院押金后，在医院走廊里站了很长时间，最后只拿了三盒速效救心丸就回家了。三盒药的价格是八元。
五年，四十七份零工。 她最高的一天挣了九十七块钱。
第一次出现胸闷的时候没有人能说清楚。她说不清楚。就像胸口压了一块石头一样，蹲下来休息一下就会好一些，并不会影响工作。家里人的事情不能停下来，孩子的下一学期课本费也不能拖延，丈夫每天都要洗澡，这些都是排队等着她做的，而她的内心却排在最后一位。村里卫生室看不了心脏病，到县医院来回要四个小时的路程，她一天不干活，全家人都要少吃一顿饭。
买米15元，看医生120元，她选择了买米。这不是糊涂，而是她每天都必须面对的选择题。
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是在她去世前3天拍摄的。公益人士来家里看望他们，并且要为他们拍一张合影，这个已经成立十多年的家庭之前从来没有过正式的照片。她勉强地坐了起来，靠着丈夫的身边，两个儿子站在两边，按下快门的时候她还笑了一下，但是脸上的表情都是被生活磨出来的疲倦和病态。
她留下的东西很少：两个儿子的奖状、三个没有兑现过的献血证、一本破旧的账本上写着欠了32700元外债，最后一笔是她在临终前借来的400元钱。账本最后一页上歪歪扭扭地写着：“等到孩子考上了大学，就带着他们到城里去吃最白的馍馍。”她这一辈子都没有吃过一顿好的饭。
葬礼的钱是由全村的人一起凑出来的。邻里之间五十块钱、一百块钱地凑，本地博主和陌生人三百、五百地转，终于凑齐了，她才不会草率结束。村干部后来向媒体表示，村里一直给这个家庭申请民政救助，说他们的生活和医疗没有问题。
问题是她不能等上28天的审批程序。
有人在网上说她傻，早点去医院看看不就好了。说话的人应该不知道，一个没有积蓄的家庭拿不出几千块钱来垫付医疗费用，不知道民政救助需要填写表格、审核、公示等等，等到批文下来的时候人可能就已经去世了。她并不是不想活下去，而是把“活”这个字排在了家人之后。
类似的数据还有很多。课题组在承德农村做了一千多个调查问卷之后发现，在农村女性出现身体不适之后，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马上到正规医院就诊，而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自己买药或者硬撑着。另外一次更广泛的调查表明，在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中，因为疾病而陷入贫困的人数最多，约占四分之一左右，其中患癌症的人数最多。
杨玉敏只是这数以万计的人中的一个。
她今年34岁。早半年去医院的话，如果当时有七百八十五元钱的话，如果不把生命和家庭放在同一个位置上做选择的话，她也许还会活着，在集市上卖菜，在夜晚为儿子缝制衣服。她这一辈子没有人认真地记下过，活着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给她拍照留念，死之后才有人看到她——看到她那张被生活磨得不成样子的脸，看到她在咽气之前还说了一句“没关系”。
她离开的时候，六岁的儿子还握着她褪色的头巾，一遍又一遍地说妈妈只是睡着了。八岁的大儿子穿的是别人借来的孝服，在地上磕头。两个孩子在漏风的老房子里哭泣，外面是为办丧事而聚在一起的人们以及拿着手机进行直播的博主们。镜头对准了这间破败的房子，弹幕上写着“一路平安”。
她已经听不到了。她一生中最奢侈的事情就是死了之后有人看到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