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5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一纸罚单,把携程推上了风口浪尖。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其中责令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计35.21亿元。这是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首次同时给予三种处罚的第一案。

很多人都在骂携程吃相难看、套路太深。但恐怕没多少人知道,这个庞然大物在27年前,不过是几个年轻人凑了100万,在上海一间小办公室里“赌”出来的一个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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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的中国互联网还是一片混沌的处女地,拨号上网是主流,网速慢到加载一张图片都要等半天。订机票、订酒店,全靠线下排队或者找旅行社代办,又贵又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某一天,上海静安寺旁的鹭鹭酒家,两个年轻人梁建章和季琦正聊得热火朝天。在朋友介绍下,同为上海交大校友、当时已是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总裁的沈南鹏也加入了进来。随后,他们又拉来了在旅游行业深耕多年的范敏。日后被称为“携程四君子”的组合,就这么凑齐了。

四个人凑了100万启动资金,挤进了上海南丹路天文大厦一间不到100平方米的办公室,一共十几个人,满地都是电脑线。他们的分工堪称教科书级别:梁建章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懂技术、看趋势;沈南鹏是投行精英,专管融资和资本;季琦创办过公司,负责跑市场、做运营;范敏是上海旅行社总经理,手握行业资源。四个人优势互补,几乎没有短板。

但创业不是请客吃饭。公司刚成立时,注册用户只有784人。就连申请一个800和400电话号码,范敏都得亲自跑两趟电信局。网站上线第一个月,只卖出了一张机票。没人相信在网上点点鼠标就能订酒店、买机票。为了活下去,四个人一家一家地跑酒店、磨航空公司,别人嫌麻烦不愿干的脏活累活他们全包了。

大多数人不知道的是,在“四君子”背后,还有一个被彻底遗忘的“隐形第五人”——顾备春。作为携程首任技术负责人、早期CTO,顾备春是把“携程梦”从纸面拉到现实的关键人物。没有他,梁建章的战略蓝图再宏大,沈南鹏的资本布局再精妙,在1999年的中国互联网蛮荒时代,都可能沦为“空中楼阁”。他搭建了国内首个“准实时库存+CRM”系统,创造性地设计了“人肉API”架构。这套在今天看来近乎“土办法”的系统,却让携程在资本寒冬中活了下来。

谁也想不到,仅仅四年后奇迹诞生了。2003年12月9日,携程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成为自2000年7月以来首个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网络公司。发行价18美元,开盘价24美元,当日摸高到37.35美元,最终收盘33.94美元,涨幅88.6%。携程一战成名,成了中国在线旅游第一股。

然而,最让人感慨的一幕发生在功成名就之后。公司做大做强了,四个创始人却选择了和平分手——没有反目成仇,没有内讧撕扯。2002年初,季琦淡出携程,先后创办了如家和汉庭(后整合为华住集团)。2005年,沈南鹏告别携程,创立了红杉资本中国。范敏深耕旅游行业,稳扎稳打。梁建章则几进几出,多次在携程危难之际回归救场。2019年携程20周年庆典上,四人罕见地再次同台。2026年2月,随着范敏辞任董事兼总裁、季琦辞任董事,“携程四君子”的时代正式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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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这里,原本是一个关于梦想和友谊的完美童话。但商业世界从来不是童话。

站稳行业顶端之后,携程开始变味了。尤其是2015年拿下 去哪儿之后,携程成为中国在线旅游市场当之无愧的绝对龙头。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收到了大量关于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同年8月,贵州省市场监管局约谈携程;9月,郑州市市场监管局约谈携程。经过立案调查,一个被流量和算法精心编织的“霸王体系”浮出了水面。

携程设计了一套“特牌”“金牌”“无牌”的酒店分级体系。对于交易额高的“特牌”酒店,携程以最多流量倾斜为诱饵,诱导其签署独家合作协议,不得再与任何竞争性平台合作。这套规则不写在纸面合同上,而是由业务经理口头传达。一旦酒店在其他平台上架,等待它的就是降级、限流甚至“摘牌”。调查显示,“特牌”独家合作执行率高达90%以上。陕西西安一位特牌酒店老板透露,特牌佣金为15%,且只能与携程合作。有特牌商家发现,尽管自己仍在缴纳高额佣金,流量却大不如前,业务经理转而推荐他参与“金字塔”“云梯”等付费推流项目——按点击付费或按订单抽成,花钱才能买到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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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平台经营的“金牌”和“无牌”酒店,携程则强制要求其必须给出“全网最低价”——“金牌”酒店价格要比其他平台低20元或5%以上,“无牌”酒店价格不得高于其他平台。为了确保规则被执行,携程祭出了“调价助手”“AI生意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一旦发现酒店在其他平台价格更低,便直接调低该酒店在自家平台的价格。处罚决定显示,“调价助手”还存在强制开通、不知情被开通、退出困难等情形。有酒店反映480元一晚的节假日房价被系统改成了130元。云南丽江某民宿业主算了一笔账:旺季月营业额约10万元,而携程各类收费合计约4万元,营业收入的40%需上交平台。云南省旅游民宿行业协会数据显示,平台佣金已从“几年前的8%至10%被单方面上调到12%至18%”。商家们陷入了一种“不合作无客源,合作即亏损”的两难境地。

更隐蔽的是这套体系对竞争的扼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时建中指出,头部平台设置不合理限制,强制酒店签订独家合作协议,既剥夺了其经营自主权,也削弱了平台之间的公平竞争。浙江省公平竞争政策与反垄断研究院院长王健表示,携程通过算法监测、流量调控、生态捆绑等数字技术手段,精准化、高效化实施垄断行为,更具隐蔽性和危害性。

2026年7月25日,监管的重锤终于落下。面对51.79亿元的天价罚单,携程的回应是“诚恳接受、坚决服从”。随后公布了五大方面共十九项整改措施:全面下线特牌合作模式;下线“AI生意助手”功能;停止挂牌通调价;不再利用技术工具违法实施调价行为。

有专家指出,本案标志着反垄断执法对平台流量垄断行为的规制迈出了关键一步。流量不能成为限制竞争的手段。携程案也发出了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的强烈信号——“全网最低价”迫使其他竞争性平台和酒店经营者逐底竞争,形成了低层次、同质化的不良竞争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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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人100万草根创业的热血传奇,到千亿帝国,再到51亿天价罚单——携程这27年的故事,几乎就是中国互联网野蛮生长与秩序回归的一个缩影。而回首望去,最让人感慨的,还是那四位“君子”。他们曾携手打破旧秩序,登顶行业之巅;又在功成之后体面退场,各自发光,全员封神。但今天的携程也该明白:时代变了。那个靠烧钱、圈地、用流量和技术绑架一切的野蛮游戏,已经结束了。遵守规则、尊重伙伴、公平竞争,才是在这个新时代长久生存的唯一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