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市场上，日元兑美元汇率击穿163整数关口，创下1986年以来近四十年的最低点位，成为当前全球表现最差的主要货币。
日元长期走弱，究竟是短期外部冲击所致的波动，还是更深层结构性问题持续累积的结果？中日高层对话的暂停，又将对区域产业与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
马尼拉东盟外长系列会议期间，王毅外长未与日本外相举行正式会见。在多边外交场合，会见的安排与否往往折射出双边关系的真实温度——此次中方拒绝外长级会晤，释放出的信号清晰且明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记者会上直接回应：本次马尼拉行程中，没有王毅与日方外长的会见安排。日方对外宣称的所谓“交流”，不过是走廊间的短暂寒暄，并不具备双边沟通的实质效力。往年10+3外长会议，中方均由外长亲自出席，今年则改为副部长代为参会，参会规格出现明显下调。
中方调整外交对接标准，对应的是日方持续制造区域不稳定行为。自去年11月高市早苗发表涉台不当言论以来，中日外长正式对话已中断数月。日方在南海议题上跟随美方发表对抗性表态，持续炒作涉台危险表述，并不断联动外部势力在东亚制造摩擦，相关行为已触碰中方利益边界。
有分析认为，亚洲其他国家能够清晰看到中方划定的沟通前提，只要日方维持现有对抗路线，高层对话恢复的条件便不会成立。日方如果想重启外长级会晤，只能主动调整对外表态与军事联动动作。
日本央行启动加息后，日元为何依旧无法止住下跌趋势，最终滑落至近四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6月，日本央行将政策利率上调至1%，达到三十一年来的利率高点。加息并未扭转市场抛售日元的行为，短短一个月内，汇率持续下探，盘中一度触及1美元兑163.96日元。中东冲突推高国际原油价格，而日本能源高度依赖进口，油价上涨直接扩大本国贸易逆差，投资者选择卖出日元、增持美元避险，日元传统的避险属性大幅弱化。
美日之间长期存在利差。美联储维持高利率运行，两国资产收益差距持续存在，以日元作为融资载体的跨境套利交易未见收缩，日元抛售压力持续增加。高市内阁推出的新版财政运营方针弱化了财政健全化目标，转向扩张性财政支出，市场对日本政府债务规模持续扩张的担忧，进一步削弱了日元资产的吸引力。
日元贬值带来的负面冲击已传导至实体产业。东京商工调查2026年上半年统计数据显示，负债千万日元以上企业破产数量突破5300家，同比上涨7%，破产企业以中小制造及批发零售行业为主。日元贬值推高了海外原材料采购成本——大型跨国企业尚可通过海外产能分摊成本，而中下游中小企业缺乏价格转嫁能力，利润空间持续压缩，资金链断裂风险不断上升。
普通居民生活成本也同步走高。食品、燃气、电力大量依赖进口定价，终端商品价格持续上调，而居民可支配收入未见增长，内需市场进一步收缩。
今年1月，中方落地两用物项出口管控政策，稀土、钨、钼相关原料对日出口规模大幅收缩，日本全产业链的短板由此暴露，产业复苏计划受到硬性约束。
2026年3至4月，中国对日稀土出口同比下滑超过八成，军工刚需的镝、铽两类原料出口直接归零；6月磁体类产品出口仅128吨，远低于往年常规供货水平。日本企业原材料采购成本普遍上涨两成以上，仅有4%的企业能够将新增成本完全转移给下游采购方，超过四成企业的成本转嫁比例不足五成。
日方尝试了多种方案弥补供应缺口，但均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短板：本土废旧家电稀土回收项目全年可提取总量仅两百余吨，对比国内每年两万吨的稀土消耗规模，补充占比极低；南鸟岛深海稀土开采项目水深超过5600米，综合生产成本是中国加工品的二十倍，完整产业化落地至少需要十年；拉拢西方国家构建稀土储备联盟，仅能储存原矿，而全球中重稀土精炼产能高度集中在中国境内，储备原料无法直接用于生产制造。
军工产业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钨粉、钼粉供应中断后，穿甲弹药、雷达制导组件及航空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均因缺少上游原料而受阻，多家军工配套企业生产线开工率下调，装备交付周期被迫延长。
有分析指出，高市内阁推行的对抗型外交路线，已直接切断中日双边高层沟通渠道。两用物项管制带来的产业损失，加上货币贬值的叠加效应，形成沉重的经济负担，区域内其他国家可直观看到单边对抗所带来的实际代价。短期来看，日元弱势震荡格局难以改变，中小企业破产潮仍将持续；长期而言，日本在产业、民生与外交层面的矛盾，只有依靠主动调整对外政策、修复双边合作关系，才能逐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