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往上海的高铁G18次列车在轨道上平稳地飞驰，车厢里开着适宜的冷气，带着一种沉闷的嗡嗡声。我坐在靠窗的座位上，手里捧着一杯已经温热的咖啡，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和村落，心里盘算着到了医院该怎么安抚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的母亲。
那次去上海其实是个突发状况，因为前一晚母亲起夜时不慎摔倒，连夜进了医院，虽然手术顺利，但我作为独生女，无论如何也要赶过去陪护。走得太急，我甚至没来得及收拾几件像样的衣服，只背了个双肩包就匆匆出了门。
出发前，我给陈锋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在电话那头听起来有些嘈杂，伴随着机场特有的广播声。他告诉我，公司在北京有个重要的竞标项目，他必须亲自带队过去，这几天可能都没什么时间接电话，让我自己多注意身体，有事随时留言。我叮嘱他少喝酒，照顾好胃，他敷衍地应了两声便匆匆挂断。
结婚七年，我对他的忙碌早习以为常。从最初两个人挤在不到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吃泡面，到现在他在市中心拥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我退居二线在一家外企做着朝九晚五的清闲行政，我们的生活轨迹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走向两种不同的节奏。
他越来越忙，应酬越来越多，而我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维持这个家和照顾双方父母上。我一直以为，这是婚姻走向成熟的必然过程。
高铁上咖啡喝多了，胃里有些泛酸。我站起身，准备去洗手间，顺便去两节车厢外的餐车买瓶矿泉水。穿过商务座车厢时，由于地毯很厚，我的脚步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商务座的人不多，大多在闭目养神，光线也比二等座暗了一些。
就在我快要走到车厢尽头时，我的视线随意地扫过左侧的一个双人座，脚步瞬间像被钉死在了地板上。
那是一个极其熟悉侧脸，即使他戴着一副无框墨镜，即使他换了一件我没见过的深灰色休闲西装，但那个下颌线的弧度，那个习惯性把左手搭在座椅扶手上的姿势，我闭着眼睛都能认出来。
那是我的丈夫，陈锋。那个本该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准备去参加重要竞标的男人。
更让我血液倒流的是，他的怀里正依偎着一个女孩。女孩看起来也就二十出头，穿着一件浅黄色的针织衫，一头乌黑的长发散落在陈锋的肩膀上。
她手里拿着一小盒切好的水果，正用牙签插起一块剥了皮的葡萄，喂到陈锋的嘴边。陈锋微微低头，就着她的手把葡萄吃进去，嘴角勾起一抹宠溺的笑意。
那个笑容，我大概已经有三年没在他的脸上看到过了。在家里，他总是疲惫的、沉默的，眉头总是微微蹙着，仿佛这个家是一个巨大的消耗品。而那一刻，他笑得像个情窦初开的小伙子。
车厢里的冷气似乎在这一刻顺着我的脚踝一寸寸爬上了脊背，我站在原地，目光死死地盯着那个女孩的脸。随着她转头去拿纸巾，我认出了她。
那是陈锋公司新招不到半年的总裁秘书，叫林曼。几个月前的公司年会上，陈锋还曾带着她来给我敬酒，介绍说这是刚毕业的名校高材生，做事机灵。当时我还笑着夸她漂亮，让她在公司多帮衬陈锋。
这半年来，陈锋总说公司业务扩大，需要频繁出差；他回家后的衬衫上偶尔会有淡淡的、不属于我的香水味，他解释说是商务KTV里沾上的；他甚至把手机密码从我的生日换成了一个我不知道的数字，理由是公司要求加强商业机密保护。
那些我曾经用信任去合理化的细节，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拼凑成了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
愤怒、屈辱、绝望，各种情绪在胸腔里剧烈地翻滚。我深吸了一口气，将颤抖的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用那种轻微的刺痛感来维持自己最后一丝理智。然后我迈开腿，一步一步地朝他们走去。
我的阴影笼罩了他们。女孩最先察觉到有人靠近，她有些疑惑地抬起头，看着我。随后，陈锋也转过了头。
在看清我脸的那一瞬间，我发誓，我看到陈锋脸上的血色在一秒钟内褪得干干净净。他的瞳孔骤然放大，嘴唇半张着，那块还没咽下去的葡萄仿佛卡在了他的喉咙里，让他发不出一丝声音。
女孩被他突如其来的动作弄得有些不知所措，她看看陈锋，又看看我，带着几分天真和防备问道：“这位女士，你有什么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