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合肥女孩子说，这是她成年以来最好的夏天。7月27日，长鑫上市，她所在的酒店摆满了庆功宴。
她也听在长鑫工作的男朋友的话，把所有存款都拿来买了长鑫的股票，一天就赚了了五年的薪水。
今年工资一直在涨，男朋友拿着手里的长鑫股票做抵押贷款三十年，买了长鑫附近的房子。
她说，今天在合肥走路，街上所有人突然停下手头的事，不约而同地抱在一起。
仿佛人类进入了黄金时代。
这个小故事来源网上，无法核实真假。但这种情绪是真的，很多人确实因为长鑫而改变命运。
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科创板。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一度将市值推到3.7万亿元附近，收盘报49元，市值仍有3.2772万亿元。长鑫也超过工商银行，成为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
按照上市后的持股数据计算，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有约221.38亿股，持股比例约33.1%，以收盘价计，账面价值超过1.08万亿元。
“合肥又赌赢了”的说法随即出现，还有人说合肥才是真正的“赌城”。这些说法，确实吸引眼球，但又失之简单粗暴。
一座不显山不露水的内陆城市，在一家企业最缺钱时投下一笔重金，若干年后收获一家市值数万亿元的公司。单看结果，确实有戏剧性。就像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一样，一座城市也不可能突然暴富。合肥收获长鑫，背后一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篇文章主要讲的不是长鑫，而是讲人，讲一个已经离开合肥15年的人，孙金龙。后来京东方、长鑫和蔚来的故事，都能从他这里找到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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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龙出生于1962年。16岁时，他进入武汉地质学院学习勘探掘进，硕士毕业后到辽宁省地矿系统工作，先后担任坑探工程大队技术负责人、副大队长、大队长兼总工程师，28岁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此后，他还做过中国地质工程公司驻巴基斯坦项目经理和公司总经理。1995年进入共青团中央书记处，2001年成为副部级的常务书记，时年39岁。
这种履历，一看就是做实事的。搞地质和工程，最需要脚踏实地，最需要吃得了苦。28岁成为全国劳模，说明一切。
2003年，孙金龙到安徽任职。2005年4月，他出任合肥市委书记，刚满43岁，相当年轻。当年的合肥地区生产总值为853.57亿元。这个数字在省会城市中不算突出，合肥也长期被人调侃为“大县城”。
此前，合肥三任市委书记都是从本地干部中提拔的，孙金龙的到来打破了这种格局。
到任两个月后，经过三天三夜的思考，孙金龙决定把工作突破口放在违建上。
新华社当年的报道显示，合肥城区当时统计出的违法建设接近1800万平方米，相当于每个合肥市民摊上一个卧室大小的违建。此前两轮整治只拆除约20万平方米，很快又出现反弹。违建中既有居民临时搭起、等待拆迁补偿的简易房，也有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用于出租的沿街门面。
他认为，合肥的违法建设已经影响城市建设，也在侵蚀干部队伍。作为市委主要负责人，继续回避才是更大的不负责任。
坊间流传，孙金龙曾批评合肥规划局，“水平连江浙县城都不如。”
决定拆违建之后，孙金龙要求市委常委逐一表态。市人大通过相关决定，为行动提供程序依据。机关干部要申报自己和亲属是否拥有违法建设。
由于合肥是省会，市政府很难直接管理省直单位。孙金龙又邀请省政府有关负责人进入拆违领导小组，解决市级部门管不到省直机关的问题。
7月4日，合肥召开全市查处违建动员大会，履新三个月的市委书记孙金龙在大会上发言。8日，孙金龙四天前的拆违动员讲话摘要出现在《人民日报》“政治”版右边头条位置。
第一批被拆的房子属于市委办公厅。淮河路上的18间门面房占地约170平方米，每年能收取一笔租金。几天后，市人大办公厅、包河区工商分局、省委机关西门和省总工会等单位的违建也开始拆除。党政机关的房子先拆了，接下来要拆除居民违建就容易多了。
同年10月，合肥对东流路附近58栋长期无人认领的别墅实施拆除。房子已经装修，有的院内还种了名贵树木。到了拆除时，依然没有人出面认领。
拆除那天，有很多人去围观。当时围观的人说，“有很多车牌号，一看就知道是什么人的。”
在这场整治之外，当地还爆破拆除了一栋已经封顶的18层建筑。它的规划手续齐全，却严重遮挡城市主干道的景观轴。爆破使用约6万发雷管，被当时的媒体称为“中国第一爆”。这栋楼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违建，当时的那种处置方式，如果放在今天可能会有很大争议。但对当时合肥的干部来说，拆除这栋楼，释放的信息非常明确。
干部们很快意识到，这位新来的市委书记有点不一样。孙金龙的威信，由此建立起来。
不到一年，合肥拆除违建约1200万平方米。新华社报道称，整个过程中98%的违建由当事人自拆或接受助拆，强制拆除不足2%。政府还为因拆违失去生计的约1.9万人提供了2.4万个就业岗位。整治期间，孙金龙公开了自己的电子邮箱，报道显示，他收到的相关来信超过2000封。他要求干部在重大事项中“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并让记者把邮箱地址刊登出来。
在抓城市建设时，搞地质工作多年，非常熟悉项目管理的孙金龙，经常直接深入到一线工地，亲自了解工作的进度，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刚到合肥不久，市里一条主干道芜湖路正计划重修。在合肥已经生活了一段时间的孙金龙，有感于合肥城市道路建设水平的落后，决心要把这条路修成样板路。
他晚上一有空就骑上自行车到工地转悠，且不带任何工作人员。有天晚上，他发现工地上冷冷清清，立即打电话给建委主任，问：“晚上工地在不在施工？”主任答道：“我们正在挑灯夜战！”孙金龙说，“我现在就在芜湖路，怎么没有看到一台机器在施工？”
孙金龙常说，我们很多干部天天说的都是国家领导说的话，这种耍嘴皮子的干部越多越坏事，干部就要踏踏实实干实事。你就光琢磨怎么把事情干好就行了。凭实绩用干部这个导向一定要切实树立起来。
大拆违之后，他将自己兼任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一职主动让出，推举市拆违领导小组组长、一线操作指挥担任市人大主任。不久，拆违工作力度最大的一位区委书记也被推荐到外市担任市级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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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进行到后半程，合肥开始把更多精力转向工业。
大拆违的成功毕竟只是“破”，比“破”更难的是“立”，“立”往往更能反映一个领导的战略思维。孙金龙先“破”后“立”，这个“立”，就是抓发展。发展不足一直是合肥的主要矛盾。孙金龙紧紧抓住这点，坚定不移、排除干扰、一心一意抓发展。
2005年，合肥出台优先加快工业发展的行动安排，第二年又提出“工业立市”，把2006年定为“工业发展年”。孙金龙在干部会议上反复谈投资。他认为，出口和消费很难在短期内大幅增长，对工业基础薄弱的城市来说，增加有效投资是当时最直接的办法。
如果有每年有几百个亿投资砸在合肥这块土地上，合肥的经济很快就会发展起来。
2005年12月，合肥组织453支招商小分队到外地找项目。孙金龙让自己的秘书担任市委办公厅招商小组组长，等于把市委身边的人也放进了招商任务。第一批队伍一年内引进项目982个，到位资金66亿元。
第二批招商行动启动时，合肥又组织284个小组、589名工作人员，并聘请110名企业家担任招商顾问。首批22名有突出贡献的外来投资者拿到“合肥绿卡”，日立建机（中国）总经理平田东一是其中之一。持卡人可以获得审批全程代理、子女入学、医疗服务和户籍办理等便利。平田东一后来帮助合肥联系了多家日立系企业，也多次在当地招商活动中露面。
孙金龙向客商介绍合肥时说过，企业带着项目来，可以免去37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员工来到陌生城市没有地方住，政府帮助找房，厂房没有通水通电，相关部门要尽快解决。招商不能喝完酒、开完会，一年后土地上仍然什么也没有。
市里的审批制度也跟着调整。353项审批事项被压缩到230项，涉及多个部门的项目由串联审批改为并联审批。部门应当到场却缺席，视为同意，出现问题由缺席部门承担责任。原来分散在计委、财政和建委等部门的融资平台被整合，100多个部门的900多个账户被撤销。
2005年，合肥投资增速37%，总额达到500亿。2006年增速67%，总额达到825亿。投资极大地拉动了GDP的增长，使得合肥的GDP增速连创新高，跻身全国前列。
这些动作带来了投资，也带来了争议。一些原本设在蚌埠、芜湖等地的企业和机构开始向省会集中，“吸血型省会”的批评随之出现。
2008年，天涯安徽版有网友把孙金龙称作“借钱刷政绩的过客”，担心他调走以后，合肥人要留下来偿还大拆大建欠下的债务。
这种担心在当时很容易理解。合肥一面建设滨湖新区和城市路网，一面承诺连续三年每年投入100亿元搞城建，招商项目也在不断增加。普通市民能够看到的是工地、拆迁和借款，产业能不能做起来，还没有答案。
最先显出规模的是家电。2006年，合肥市政府带队到珠海谈下格力年产600万台空调项目。此后，美的、长虹等企业陆续投产。2008年，安徽全省生产冰箱1130.5万台、洗衣机695万台、空调658万台，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和第三，产能主要集中在以合肥、芜湖和滁州为主的家电产业带。到2010年，合肥冰箱、空调、洗衣机和彩电的产量合计达到4224.2万台，家电产业产值超过1000亿元。
为了把这些工厂留下，招商人员顺着产业链一家家去找配套企业。需要钢板，就找马钢。格力需要压缩机，凌达的厂房便建在格力附近。洗衣机缺少电机，招商队伍去日本找三洋。注塑件和模具则从广州、南京等地引进。合肥冰箱、洗衣机、空调和微波炉的本地配套率逐渐提高到65%、60%、70%和60%。
彩电的本地配套率只有约30%，缺口出在液晶面板。一台液晶电视的大部分成本都集中在屏幕，当时大陆缺少大尺寸面板生产线，彩电企业只能从境外采购。合肥即使把整机厂招来，最值钱的那块零部件仍然掌握在别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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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经开区一名副主任到海尔了解需求时，曾经问企业还缺什么配套，政府可以帮助寻找。海尔方面回答，他们缺液晶面板，这个项目合肥大概做不了。
这名副主任毕业于清华大学，回去后翻了一遍校友录，找到了校友、液晶显示专家张百哲。张百哲告诉他，你要的宝贝在亦庄，叫京东方。
2007年前后的京东方并不抢手。公司为进入液晶面板行业收购了韩国现代的相关业务，又连续投资重资产生产线，2005年和2006年合计亏损约30亿元。2007年，国际面板价格回升，公司才获得一段喘息时间，并开始寻找地方建设第6代TFT-LCD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175亿元。武汉提出出资65亿元认购京东方定向增发股份，另筹30亿元代建厂房。深圳愿意拿出12亿美元认购股份，再筹30亿元建厂。成都开出的条件也达到90亿元。
合肥一年的财政收入不到200亿，如果要吃下这个总投资175亿的大项目，全市都得做好发不了工资的准备。 最后会议决定，全市老小齐上阵，砸锅卖铁都要把京东方招过来。
2008年，孙金龙带队到北京考察京东方。回来以后，他把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以及区县、开发区和市直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召集到一起。参加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有上百人，讨论的事项只有一个，合肥要不要拿下京东方。
反对意见并不少。京东方前几年一直亏损，第6代线建成时，海外企业已经在推进更高世代生产线。项目投资超过合肥一年的地方财政收入，一旦产品价格下跌，市里投入的资金可能多年无法收回。
孙金龙拍了板。
合肥后来回忆这场会议时，常用的一句话是“砸锅卖铁也要上”。
时任市长吴存荣参加了整个谈判和决策过程，融资方案主要由市政府和国资平台落实。合肥市属投资主体拿出60亿元认购京东方定向增发股份，另外30亿元计划寻找战略投资者，找不到的部分由合肥补足，剩余85亿元由双方共同组织银团贷款。
这笔钱，其实来源于合肥市政府的地铁建设资金。为了支持京东方，合肥停建地铁，拿出100亿元，敲定了合肥京东方6代线项目。为了京东方的用电，合肥仅花6个月就建好了一座110千伏变电站。
项目公司设立初期，合肥方面持股81%，京东方持股19%。合肥还提供土地、能源和财政补贴，连续三年每年安排1.5亿元贷款贴息。生产线耗电量很大，市里为项目配套建设了一座110千伏变电站，从开工到建成只用了约半年。
2008年9月，京东方6代线项目签约。京东方创始人王东升后来解释为何选择合肥，提到最多的是这座城市做事“实在”，从市级领导到开发区都在研究企业还缺什么。
项目签约后，外面的批评没有停止。有财经媒体认为第6代线技术已经落后，合肥拿出如此多的公共资金支持一家多年亏损的公司，风险太大。天涯论坛里关于合肥债务的争论，也是在这个时期最激烈。
合肥自己也没有认定液晶一定会赢。当时平板显示还有等离子和液晶两条技术路线，京东方项目落地前后，合肥又引入长虹等离子屏项目。后来液晶成为主流，等离子生产线停产，国资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技术路线尚未分出胜负时，合肥实际押了两边。
2010年，京东方合肥6代线投产，成为中国大陆首条第6代TFT-LCD生产线。玻璃基板、偏光片、背光模组、驱动芯片和显示终端企业随后向合肥聚集。当地原来招京东方，只是想补上彩电生产所缺的那块屏，最后得到的是一条新型显示产业链。
2025年，京东方营业收入达到2045.9亿元，归母净利润58.57亿元，总资产4363.78亿元。公司一年的营业收入，相当于2005年整个合肥GDP的2.4倍。当年，京东方研发投入139.83亿元，接近它2005年和2006年亏损总额的五倍。
根据Omdia的数据，2025年京东方在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器和电视五个主要LCD应用领域的屏幕出货量均居全球第一。柔性AMOLED屏幕全年出货超过1.5亿片，位居国内第一、全球第二。到2025年底，京东方OLED屏幕累计出货量超过5亿片，中国首条第8.6代AMOLED生产线也已提前点亮首款产品。2008年，外界还在争论合肥引进的6代线是否已经落后，京东方如今参与竞争的产品已经延伸到柔性屏、折叠屏、车载显示和高端IT用OLED屏。
京东方后来的生产基地遍布北京、成都、重庆、绵阳等地，今天的规模当然不能全部记在合肥账上。但在合肥，京东方十多年的投资已经超过1000亿元，带动100多家配套企业进入当地，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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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社科院主管的“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研究中心”网站上，有一篇题为《是谁，让合肥成为网红》的文章。
文章说，为了实现自己的施政目标，孙金龙亲自推动、倡导了一系列改革，很多做法在全国属于首创。比如，为将合肥打造成中西部审批环节最优、办事效率最高的城市，推动实行了并联审批缺席默认制，改以往的串联审批为并联审批，而且缺席的单位一律视为同意，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缺席单位负责。为杜绝招投标中的寻租腐败现象，实行有效最低价中标，一举堵塞了制度漏洞。
孙金龙还善于宣传城市，也善于自我推销，具有极强的宣传营销意识。在他的推动下，合肥在主流媒体上的宣传稿件逐年翻番，合肥的城市影响迅速扩大，合肥的干部从中看到了宣传的好处。
孙金龙特别爱学习。出差在外，只要有空闲，几乎手不释卷。他的知识面极宽，无论经济、法律，还是军事、体育，都能够给你说得头头是道，而且都是专业水平，不是大路货。
他性格开朗，有强烈的表达欲望，而且非常善于表达。不用稿子，在大会上可以讲两、三个小时，而且言之有物，妙趣横生。
他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合肥举行首届党政领导干部英语演讲大赛，最后决赛颁奖，他即兴上台不用稿子讲了20分钟，流利的英语口语赢得满堂喝彩。合肥党代表大会闭幕晚会，他动用私人关系邀请著名歌唱家来助兴，最后自己亲自登台合唱，自然朴素得象个大学生。
他很幽默。即使是开大会，他也经常喜欢即兴穿插一些玩笑，但从来不落俗套，更不庸俗。接待朋友的饭桌上，他常常给大家念两段短信，引得大家捧腹大笑。他知识面相当宽，能够说一口流利的外语，而且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他对数字具有特殊的敏感，记忆力惊人。信口拈来的诗词歌赋，更为他的讲话凭添了人文魅力。
孙金龙是一位很善于学习的领导干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描述，孙金龙特别爱看书，他也曾和大家聊天时说，他在团中央工作时看的书最多，工作之余几乎手不释卷。
2011年，孙金龙离开合肥市委书记岗位，当了两年安徽省委副书记，然后又去湖南当了三年省委副书记。
虽然他已离开合肥多年，但是这些年来合肥人从来没忘记他。网络上，时不时会出现合肥人怀念他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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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金龙调走之后，吴存荣接任合肥市委书记。两人此前在合肥搭班子多年，孙金龙主政期间，吴存荣先后担任市长，京东方项目的谈判、融资和建设都发生在两人共事阶段。
2005年末，42岁的吴存荣由水利厅厅长调任合肥市市长。孙金龙仅比吴存荣年长一岁，因此这届班子给人一种富有朝气的感觉。一名安徽省主要领导曾在公开会议上说过，合肥是省会，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合肥的党政主官，却是全省所有城市中最年轻的。
2008年，吴存荣率队前往京东方总部进行考察洽谈。他甚至熬了一个通宵，查阅液晶显示行业的各种资料。第二天一早，吴存荣兴奋地对下属说：“我快成液晶显示行业专家了！”
京东方投产后，合肥国资逐步退出部分股份，收回的资金继续寻找项目。2015年，晶合集成落地，生产显示驱动芯片。
2016年，长鑫存储的前身项目启动，合肥开始进入存储芯片领域。当时，长鑫创始人朱一明正是被京东方故事触动，选择将长鑫存储落地合肥。
早期方案显示，长鑫项目总投资180亿元，合肥方面计划投入144亿元，兆易创新方面投入36亿元。项目启动时，三星、SK海力士和美光控制着全球大部分DRAM市场，国内企业在技术、设备和人才方面都缺少积累。存储芯片价格又有很强的周期性，行情下行时，新建生产线可能一开工就面临亏损。
长鑫项目启动时，吴存荣仍任合肥市委书记。2011年，吴存荣拍板决定，拿出一百多亿元投长鑫等企业，被外界称为豪赌半导体产业。
从2005年到2016年，吴存荣在合肥工作11年，前六年是市长，后五年是书记。2005年，合肥的GDP在全国排到50开外。2016年，合肥的GDP已经冲到了25名左右。
不像孙金龙被众人一致夸奖，关于吴存荣的争议很多。吴存荣后来因受贿受到审判。2026年3月20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存荣无期徒刑，法院认定他非法收受财物1.27亿余元。
但不管怎么说，吴存荣算是一个干吏和能吏。虽然他因为贪腐入狱，但他对合肥的贡献，也不能因此全部抹杀。他的产业决策和违法行为需要分开评价。
2020年，蔚来遭遇资金危机，甚至一度传闻要倒闭。此时，合肥出手了，用70亿元换了蔚来中国24.1%的股权，并引入蔚来中国总部和相关业务。
2024年底，碧桂园因自身资金压力拟退出所持长鑫股份，合肥建投毫不犹豫地以20亿元接盘，继续力挺。
做出这些决定的，早已不再是同一届领导班子。但从京东方到长鑫，再到蔚来，企业不同，不管主政者如何更换，但合肥寻找项目、对待项目的态度和方法却是一以贯之的。
这也是合肥难得的地方。
孙金龙离开后，吴存荣继续做京东方和集成电路。吴存荣离开后，后任继续支持长鑫。到了2020年，宋国权、凌云任内，合肥又拿出70亿元投资陷入困境的蔚来。
一届官员启动的项目，往往要两三届之后才能看到结果。
投入发生在自己任内，成功可能属于后任。亏损很快就会暴露，收益却要等上十年。愿意接着完成前任项目，比另起炉灶更难。合肥后来被称为“耐心资本”，首先是因为几届主政者都有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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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政府投资基金指导意见，要求严格控制新设基金，县级政府原则上不得新设，省级政府推动同类基金整合。文件发布一个多月后，长鑫科技挂牌上市，合肥国资持股的账面价值越过万亿元。
过去十多年，各地成立大量政府投资基金，汽车、芯片、光伏和新能源成为争抢最激烈的赛道。有的地方拿到了龙头企业，更多地方留下停工厂房、破产企业和难以收回的投资。项目出了问题，负责拍板的干部往往已经调任，损失最终由国家承担。
这份文件针对的，正是各地照着合肥的样子设基金、抢项目，却没有足够能力判断项目好坏的现象。成立一只基金并不复杂，找一家管理机构，配一笔财政资金，再从市场上募集一部分，很快就能挂牌。产业判断没有现成模板。企业拿来的技术究竟能不能量产，生产线建成时市场是否还有需求，周边能否找到供应商和客户，地方财政能不能撑过连续几年的亏损，都要在签约以前作出判断。
合肥寻找京东方时，出发点是本地数千万台家电缺少液晶面板。长鑫项目出现以前，合肥已经有京东方、晶合集成以及一批显示和电子元器件企业，存储芯片可以接在原有的集成电路产业上。2020年引入蔚来时，合肥还有江淮汽车和多年积累的汽车零部件产业。
许多地方模仿合肥，最容易学走的是出钱这一部分。合肥当年的招商人员却要进入车间看设备，沿着产业链逐家寻找供应商，还要计算产品运到客户工厂的距离。京东方项目谈判时，市里已经知道它需要多少电、哪些材料能够在本地采购、生产出来的面板可以卖给哪些整机厂。资金只是整个方案中的一部分。
更难处理的是时间。面板、存储芯片和新能源汽车从建厂到形成稳定收入，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地方主官很难在一个岗位上待这么久。项目签字以后如果迅速失败，责任会落在拍板者身上。项目熬过行业低谷，等到上市或者盈利，最初作决定的人通常早已离任。对一个希望在任期内看到结果的干部来说，修一条路、建一个新区，往往比投资一家多年亏损的芯片企业更容易见效。
合肥几个大项目都跨越了多任主官。孙金龙决定引进京东方，吴存荣带领市政府和国资平台落实融资，孙金龙离开后，吴存荣继续推动后续生产线和产业配套。长鑫2016年启动，直到十年后才上市，中间经历了投资方调整、行业下行和多轮扩产。蔚来落户时，作决定的又是后来的领导班子。
后任延续前任的项目，听起来顺理成章，实际并不容易。新官不理旧账，这是千百年来的政治传统。合肥几任领导没有因为人事变动停掉京东方，也没有在长鑫最困难时另换赛道，这是最难的。懂的人都懂有多难。
合肥也没有把每个项目都做成。熔盛重工、赛维光伏、未名生物和等离子屏项目都有所损失。如果京东方最终被行业淘汰，或者长鑫始终无法突破量产，今天人们谈论的可能就会是另一种“合肥模式”。2008年那场上百人参加的会议上，没有人能够提前看到京东方2025年超过2000亿元的营收，2016年也没有人知道十年后会遇到一轮由人工智能推动的存储芯片行情。有些人说合肥才是“赌城”。关于这一点，合肥前市委书记虞爱华曾在央视《对话》栏目中说，合肥不是“风投”是“产投”，不是“赌博”是“拼搏”，赌博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是抓今天赢明天，赌博靠的是手气，拼搏靠的是手艺。
他说，合肥在招商引资发展上有非常可贵的品质，先跟人家“共患难”，然后才“同富贵”。特别是主政者要敢于担风险。这对主政者来说，要拍板做一个决定就增加了难度。这就是合肥这么多年，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一个很重要的面貌——就是敢于担责。只想保险怕担风险，干不成事，当然这种担当作为，不是胆大妄为必须基于科学的决策和严密的程序。
这些说得很有水平，也揭示了合肥的过人之处。
所以，在当下的条件下，中国很难再出现另一个合肥。
2008年9月，孙金龙、吴存荣等人出现在京东方项目签约现场。2016年5月，吴存荣仍在合肥任市委书记，长鑫项目启动。2026年7月27日，长鑫科技的市值在交易时段内冲到3.7万亿元。十八年间，合肥换了多任主官，早期项目没有被推倒重来，招商和国资团队也一直沿着原来的产业链寻找下一家公司。
基金可以在几个月内设立，厂房也可以在一两年内建成。能看懂产业并愿意签字的人，却很难找。更没有哪一份文件能够保证，五年后换了一任主官，项目仍会沿着原来的方向继续投入。仅凭这一点，今天又有多少城市敢拍胸脯说，自己能够复制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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